郭台銘先生參選台灣2020總統,從他個人的氣質和氣場的挑戰來看,是一個從「產業鏈」到「權力鏈」的過程。
「產業鏈」很好理解。無論是他的產業帝國中在台灣上市的鴻海集團、還是他在中國香港上市的富智康集團,以及兩集團下屬的幾十個公司,在全球電子產業鏈中的角色都清清楚楚,產業界可以分析其強弱利弊,金融股票界可以分析其損益展望,客戶及供應商可以判斷他執掌的企業單位是否值得合作。
「權力鏈」指標無法被量化
但是,一旦他參選台灣總統之後,所有人就只能從一個角度來估量、評價他的價值,那就是他在「權力鏈」中打算扮演什麼角色,以及那角色對台灣前途的利弊得失。所有過去在「產業鏈」下的指標,都是可以量化的,但是進入「權力鏈」之後,所有的指標都變成無法量化的。打個比喻說,過去他的作用,是可以用近乎「固態力學」的模型來分析評價,但從宣布參選台灣總統開始,他落進了「流體力學」的場域,甚至「空氣力學」的場域。而我們都知道,流體力學的分析比起固體力學的分析,複雜度的陡升是幾何級數的,更不用說空氣力學了,那已經到了預測氣象的境地了。
當落入了「權力鏈」,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中、美、台、日四方之間的權力動態,以及互動態勢中最弱的那一方 – 台灣 –的自處策略。而,在流體力學、空氣力學的場域下,過去在固態力學下的經驗和習慣,有多少成分可以搬移過來應用,這是最大的問號和挑戰。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產業鏈中,相互打交道的單位是「公司」,無論公司大小,「總經理」就是「總經理」,再大再小的公司,總經理就是拍板定案的人。這也是為什麼郭台銘先生當年在還是小公司的時候可以通過個人毅力在戴爾(DELL)電腦總部旁的汽車旅館受氣的住一星期,不見到採購部賣出東西不罷休的原因。因為他是總經理,當場就能拍板做交易。甚至,他可以以僅僅一百億美元投資、創造三萬工作機會的條件,就受到美國總統的熱情接待,因為在「產業鏈」中,一切清楚明白,一切可以量化,進度可以追蹤,合約可以檢驗。
但在「權力鏈」中,一切都是動態模糊的,一切都是難以量化的,進度是難以追蹤的(看看川普和金正恩兩次談判發表共同聲明以及後續的困難就可以得知),合約是可以賴帳的。
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特質差異
簡而言之,「產業鏈」和「權力鏈」是兩個場域,兩套技能(skill set),通用性很低。人們常以美國總統川普「由商轉政」的成功案例來舉例,但往往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川普從事的是「地產業」,地產業的成敗,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決定的,而不需要「鏈條式」的技能。一棟樓失敗了,永遠可以用下一棟樓的成功來彌補。而「產業鏈」不同,它是環環相扣的,一個環節的失誤,可能帶來整個鏈條的失敗,電子業尤其如此。以川普的性格和技能,若做產業鏈生意,肯定不知已經敗到哪裡去了。而川普就任以來,所有的國際技能都是「項目式」的,也就是他最擅長的型態,而其在國內「鏈條式」的政治中,則一塌糊塗。
以台灣的量體,完全不能和美國對比,不能和中國對比,若用「項目式」的手法,一定灰頭土臉、輸到脫褲。而另一方面,台灣的處境幾乎可說是百分百落在國際「權力鏈」中,這一方面,又牽涉到商業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特質差異問題。
80年代初期,作為美國加州某公司的小合夥人,我們是郭先生的客戶,向鴻海採購電腦機殼,那時看到郭先生走在足以毒死人的電鍍池旁,對其毅力及苦幹,佩服得無以復加。隨後40年,眼看著他向電子產業鏈步步深入,證明了他對產業鏈生態的精明和實幹。
而今,他決定由產業鏈轉型進入權力鏈,一定也有他人生境遇的整體考量。於此祝福他能夠察知產業鏈和權力鏈之間的本質不同。台灣已經是一個接近現代化的「政府」,而中國還處於一個單一政黨的專制「政權」,屬於世界權力鏈中的異數。台灣內部的整頓,固然可以部份通過施展「產業價值鏈」的技能予以改革,然而在國際權力鏈的場域中,那是一場完全不同的遊戲,需要心態(Mindset)的徹底轉型。郭先生的挑戰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