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於2022年1月22日開幕。提個大哉問:這座圖書館所紀念的,究竟是蔣經國的「人物」意象,還是他被冠以的「總統」職稱意象?
這問題重要,因為涉及台灣政治未來將奠基於「人治精神」還是「法治精神」?如果這座圖書館僅僅用於經營蔣經國先生的人物形象,那麼其實也可不必深究;畢竟,許多政界知名人士甚至企業家,都有以其冠名的圖書館。但如果這圖書館所欲表達的意象是蔣經國「總統」,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談談人治與法治的區別了。
人治與法治的區別節點
歷史如長河,沒有斷點,抽刀斷水水更流。雖沒斷點,但有節點;政治河流因節點而改道。台灣政治由人治走上法治,路途坎坷,歷史爭議不斷,但有一個節點,卻是清清楚楚,無可爭議的,那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選總統。可以說,那天之前,台灣屬於「人治」範疇,那天之後,台灣邁入「法治」領域。法治在台灣,雖然也走得跌跌撞撞,至今仍缺漏百出,但已經上路。
因此,「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是台灣最後一座「人治總統」的紀念圖書館,以後的任何總統圖書館,都應該針對「民選總統」這個職務而設立,以彰顯台灣的民主成就,並凸顯台灣對法治之追求。
「民選總統」是公職,與「非民選總統」的私人志業有著本質的不同。紀念私人志業,無論功過,都可以進行「為賢者諱」的操作;但紀念民選總統,必須依循公開透明的法治精神路線。例如,美國的尼克森總統,歷史毀譽參半,其位於加州的「尼克森總統圖書館」中,不但有其功勞資料,也有完整的「水門事件」文獻及錄音、錄影帶。再如,本人還在世的柯林頓總統,以其冠名、位於阿肯色州的圖書館,其中的收藏包括了完整的「陸文斯基事件」的文獻、錄音、錄影資料。
台灣的近代政治歷史有其曲折和複雜,我們不必避諱。蔣經國總統非民選,且為情治出身,任內除了建設台灣之功勞,也通過蛛網般的情治系統培養、收養、收買、收編、棄養了無數的自己人及異己者,諸多事件所牽涉到的盤根錯節,形成了今天台灣政壇、幾乎不分黨派的「共業生態」。若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的負責方具有起碼的法治精神,就該開放性的面對此段歷史。若僅彰顯蔣先生的私人志業,我們也只能長嘆。(見本專欄前文《再論告別蔣經國的棋盤》)
「民選總統」既然是台灣政治現代化的分水嶺,於此倡議,台灣應該設立一座集中型的「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各屆民選總統可以有分館或分室。
李登輝先生就職總統任內,橫跨「人治」、「法治」之分水嶺,其圖書館可以單立,也可與他之後的民選總統並立。隨後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總統,由於都是通過民選機制產生,道理上都可集中於「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內。當然,若有人想為個別的民選總統於其家鄉或其他地方,設置專注個人形象甚至「為賢者諱」的圖書館,其他人也管不著,畢竟台灣是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
民選總統應致力於「台灣學」
「民選總統」這個職位,有它的法治尊嚴,我們紀錄、紀念的是職位期間有關的事件,即使當年「選錯人」了,職位的尊嚴依然得保持。台灣社會應該懂得這點,否則就反證了台灣依然是個人治大於法治的國家,反映的是台灣的恥辱而不是進步。南韓每屆民選總統卸任後都被政治追殺,代表的不是南韓民主法治的進步,而是南韓的人治色彩遺毒。
「蔣經國總統圖書館」宣稱致力於「漢學」(Sinology)之研究,這也很好,合乎非民選總統蔣氏的私人志業。但是,日後的「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應該致力於「台灣學」(Taiwanology)的研究,凸顯他/她們乃台灣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之時代背景。
至於地點呢?我建議就使用空置已久的台灣大學舊法學院。為什麼?不僅是因為李登輝乃台大畢業,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三任總統都畢業於台大法學院,而竟然台灣的司法改革延宕數十年,甚至司法體制還在「蔣經國棋盤共業」下擺脫不了情治之色彩。「台灣民選總統圖書館」放在空置的舊母院,既是紀念,也是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