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藍綠惡鬥」下的民粹，已經越來越是一場廣義的「靠不上體制吃飯的人」和「靠體制吃飯的人」之間的拉鋸戰爭。廣義的後者，包括了鑽體制漏洞的企業主、靠俸祿為生的族群、靠補貼致富的機構和個人；而廣義的前者，就是佔人口大多數的自力更生者。這是一種基於體制的階級鬥爭，與西方資本主義中基於私人財富差距下的階級鬥爭，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多人轉向利益型從政

台灣的媒體不學，經常順手的把台灣平民對貧富不均的不滿，與西方的「99% 對 1%」階級抗爭現象之間劃上等號，那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導。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至少還是出於富人的不斷自我努力或創新，其體制或有推波助瀾之罪，但通常不是富人財富的直接來源。反之，在台灣，許多富人的財富直接來自體制。這問題很複雜，但是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探其奧祕。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政商關係，多半是「商而優則政」，最突出的範例就是前紐約市長彭搏（Bloomberg）,他在經營實業、富可敵國之後，從政玩一把。台灣的大政府體制下的政商關係，則基本上是「政而優則商」，意即從政的目的在於吃政府，或帶著一幫意圖在財富上雞犬升天的弟兄們一起吃政府資源。從政這件事，自從解嚴之後，已經由理念型從政轉向利益型從政，成為窮人翻身或窮士翻身的終南捷徑。君不見，多少原來是小老闆的人藉著體制而翻身為大老闆，多少原先是窮公務員的人30年間靠著微薄俸祿就能聚積萬貫家財？多少原來清寒的聰明人通過選舉從政就能「一世為民代、三世不愁吃穿」？

台灣的貧富不均及其帶來的民粹，其罪不在資本主義，而在前述的黨府體制以及大政府體制。賴到資本主義頭上，有點自我貼金了；台灣，離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法治還差得遠著呢。

然而，已經形成的台灣式民粹，確實在消耗台灣的老本，它是一場惡性循環，它讓靠體制吃飯的人生出濃厚的危機感，因而出招保護體制，甚至產生「能撈的時候就先撈」的零和心態，這又進一步加深了民粹的情緒和道德訴求。

台灣三反：「反智力、反專家、反邏輯」

更不幸的是，當領導人無能、政府團隊失能之時，民粹只會更加極端。台灣，現在就處於這種狀態，它對社會的傷害巨大，並有可能再也走不回來。台灣式民粹之下，台灣已經邁入一個「三反」的社會：「反智力、反專家、反邏輯」，這點又與西方諸如「佔領華爾街」的民粹有所不同。西方資本主義下刺激出來的民粹，其理性程度以及論證能力，遠非台式民粹所可及；在他們那兒，民粹是一場智力對智力、專家對專家、邏輯對邏輯的鬥爭。

我們難以想像，在台式民粹之下，台灣可以推動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策。任何議題，都會瞬間無限上綱；壓力之下，已經失能的政府經常未經法治程序就行動，討好了民粹就失信與國際，討好了國際就失信於人民。

還好，在台式民粹的底層，還有下一章所描述的「平民三精神」的依託：「誰怕誰、人不能欺負人、不完全相信權威」。這種台灣原生的精神，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關鍵還是在於體制改革以及價值重設。

古往今來，大國要收拾小國，最陰的一招就是把小國逼到必須「賤賣自己」的處境。烏克蘭，這個土地為台灣17倍，人口兩倍的「准主權國家」，當下就面臨「不賤賣就死」的困境。

烏克蘭GDP為1700億美元，但國家外債就高達1300億美元，其中600億即將面臨到期，包含了欠西方的錢，還有欠俄國的170億天然氣費用。現在，西方經濟自顧不暇，但俄國於去年8月首先全面中止烏克蘭貿易以逼宮，然後年底開出了欠款打7折，另外加貸150億美元的條件，烏克蘭的兩派人士就內亂了，國家就分裂了。

烏克蘭內部分裂而自殘

這裡的教訓是：幾百億美元就可以讓一個國家分裂！烏克蘭土地肥沃，為歐亞三大穀倉之一，金屬礦產極為豐富，軍事科技強大。以其土地、人口、資源來論，這個國家在地球上未來一百年的「價值」，應該至少上百兆（百萬億）美元，然而在大國政治以及內政無能之下，只要用其價值數千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將這樣一個國家納入政治版圖。

如果你是搞大國政治的，這樣划算的事，你會錯過嗎？即使當下不存在這種划算，你是不是無論如何也要製造出這種划算的局面？說烏克蘭只是一個「准主權國家」，那是因為它雖然從蘇聯體獨立出來，但在歷史糾葛以及現實逼迫之下，它的「主權」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在政治市場上只不過值幾百億美元。

烏克蘭雖然曾為蘇聯聯邦一員，但是它並非「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份」，它搞不好還是俄羅斯民族的祖宗。這地方四萬四千年前就有人群居住，還是整個印歐語系的發源地，歷經希臘、羅馬、拜占庭、奧圖帝國的統領以及回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鬥爭，曾經為俄羅斯文化的中心；赫魯雪夫、布列茲涅夫這兩位統領蘇聯達30年的領導人，都出身自烏克蘭。

這樣一個地理上夾在俄羅斯板塊以及歐洲板塊之間的重地，現在僅僅因為幾百億美元現金週轉的壓力，就足以操弄國民，導致內部分裂而自殘，其國民的國家價值感竟然如此不堪。烏克蘭陷入今日街頭火拼死人的境地，看起來還是因為各派政治人物以及國民，在「烏克蘭只能附庸」的宿命感之下，對「如何出賣烏克蘭」這件事沒有共識。否則，若同心協力，何以在極賤的價格下，俄國及歐盟就能如此挑動烏克蘭人，以至事態發展到讓全世界看到烏克蘭人命這樣的不值錢？

小國必須時刻警惕

以小人之心來看，烏克蘭的政治人物在這場「賤賣烏克蘭」的行動中，必然也有私利角色，否則，怎會因為幾百億美元週轉不過來，就走到了屠殺人民的地步呢？相對於烏克蘭的「主權價值」而言，幾百億美元固然是個微不足道的笑話，但是，其中若能帶來幾億美元的附帶好處，對於個別政治人物甚至黨派，卻是個天大的數目，這完全看一個人是從公立場還是私立場看事情。對於沒有見過大錢的小國政治人物或黨派來說，幾億美元的好處費，能獲得它就已經算是祖上積德了，儘管在國家的層次上，那是千分之一的折扣賤賣。

當下的烏克蘭正在賤賣國家，更妙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你我將會見證，這場賤賣還會在「國際」的監督下進行。你說，烏克蘭23年前拿到的「國際主權認證」，有什麼意義呢？這個主權國家的認證，不過是在日後「一翻兩瞪眼」時刻到來的時候，提供了「國際」干預的合法證書罷了。

小國，必須時時刻刻警惕那些可能導致日後「不得不自己賤賣自己」的作為，否則終將一日醒來，發現從那一天開始，鮑魚只能當蛤蜊賣。

中國夢憧憬的意念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100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中國朝廷官制必然腐敗

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影響。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例如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

漢唐夢只是可悲的回頭路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目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

台灣的經濟政策越來越偏離經濟原理，而走上「道德化」的路線；把經濟問題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最後一定死的很難看。例如，台灣民眾開始敵視甚至仇視有錢人，因此開始對「有錢」這件事施加道德壓力，要求有錢人把錢「吐出來」，渾然忘記了如何把有錢人的錢導往正向的經濟活動以增進整體社會好處。

囤地行為該課予「浪費稅」

以房地產稅種為例，取名為「奢侈」稅，就是一種道德傾向的命名方式，若從經濟學的價值觀來論，這個稅種應該命名為「地產資源浪費稅」。道理如下：

如果一個有錢人，因為有錢而想享受，買了三處地產視心情輪流住，既買了家具也使用了水電，他固然在進行一種比其他人奢侈的消費，但是那還是消費，屬於經濟的正向行為。但是如果他只是為了囤房，兩處地產為空屋，那就等於把金錢長期凍結在已不具備消費作用的鋼筋水泥上，削弱了金錢在經濟體系內的流轉效應，那麼他就是在進行浪費。

因此，一個人有幾套房子，和一個人有幾套空屋，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情況；前者也可以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持有稅」，後者則可以重重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浪費稅」。這兩種稅都不應該是道德懲罰，而是單純的從經濟附加價值的角度來讓一個人知道，他的行為方式是有社會的經濟代價的。

台灣的資源極少，國家承載力有限，經不起大量的浪費。然而，台灣卻多年來處於極端浪費的狀況。例如，台灣在個人名下的閒置工業用地非常多，持有人既不投資工業，也不將用地釋放市場，造成大量本來可以用於經濟正向活動的資源鎖死。而另一方面，政府的任何工業政策都找不到完整的地塊，連一百公頃都找不到。這些閒置土地，應該重重的徵課「浪費稅」。大小建商的囤地行為，也是一樣。

道德譴責不能脫離經濟原理

此外，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掌有的所謂「公有地」，應該對持有單位課徵「持有稅」；這些地既然是「公有」，其經濟效益就應該由全社會來共享，不容浪費。如果台灣是個小政府，那麼放它一馬也無妨，然而台灣是個大政府體制，政府單位掌握的資源，雖然比不上中國大陸，然而比例超出行政需要許多許多。憑什麼名字叫做「政府」就可以浪費鎖死屬於國家的大量資源？必須讓它付出經濟代價，代價多高可以探討。

作為「公民」，包括企業和政府中的人，都應當自問：我所掌握的金錢及資產，被我鎖死而浪費的部份有多大？倘若認真統計，個人猜測全台灣可運用但被鎖死在鋼筋水泥、工業、商業、農業荒地上的資源，不低於總體的20%。這一大塊，如果「盤活」，台灣經濟可以再度起飛，即使一時盤不活，其持有稅和浪費稅也可以挽救台灣的各種國民保險。

台灣當前的整體危機之一，就是習慣於將任何事情道德化，這應該是以下三種力量相互激盪的不幸後果：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泛道德觀、民粹的興起，還有虛偽的領導人。經濟學常識的普遍缺乏，更使得人容易把經濟問題當作道德問題處理。

金錢不是惡的，被鎖死或被浪費的金錢才是惡的。人可能是惡的，但是在對的經濟制度之下，惡人將惡不到哪裡去。相對的，道德譴責如果脫離經濟原理，最終一定變成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