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也就是2046年，那一年份的20歲青年已經可以望見長生不老，40歲的人的生命預期至少是140歲，而到時93歲的習近平，如果他的「核心」地位能夠保持到那時，在國家級別的醫療體系下，至少還有20年的餘生展望，「老年干政」的餘地和力道，乃今天90歲的江澤民無法望其項背的。
關鍵問題永遠是：如果今天的統治方式不改，共產黨在2046年還能否保有「一黨專政」的地位？它還在不在？
30年，長還是短？
許多人回顧過去30年，也就是 1986-2016這段期間，會說：30年沒什麼呀，一晃就過，難道地球會顛倒，南極變北極，北極變南極？
說這話的人肯定出生於1956年之後；從那時到現在的60年，世界雖然區域戰爭不斷，社會變遷不停，但卻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平定期。一生能夠生活在1956-2016期間而未曾遭遇因戰爭、災禍而流離逃難的人，實在是人類三千年歷史中的天之驕子。
顛覆歷史的事件，就像地震。8級、9級地震，都是長年被壓抑能量累積的結果，其先震預告期，不會超過一個月。
未來的30年，可不是過去的30年
把未來30年的變化，想像成過去30年的變化，實在是，嗯，有點懵懂。今天30歲的人，若把自己的30年經驗投射到幼子的未來30年的可能際遇上，那就會出大問題，很大的問題。
過去30年的技術變遷、政治變遷、經濟變遷、生活方式變遷，即使你感覺再劇烈，也不過是「算數級數」下的變遷，而，未來30年，人類將進入百萬年來未有的奇變 －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變化；若作比喻，猶如轉眼之間，牛車發展成波音777、電報發展成為互聯網。
30年前，所謂的「世代意識差距」（Generation Gap） 是以20年為單位，今天，世代意識以5年為單位。30年前，人類的標準壽命預期可能是70歲，30年後，應該至少是120-140歲（想想那對社會秩序、權力結構和人際倫理的衝擊）。30年前，四年投一次票的代議政治是世界的主流理想，30年後，它不可能再是主流追求。30年前，你的同事是人，30年後，你的老闆可能是機器人。
對未來30年中國的理解框架
因而，若要談「30年後的中國」這話題，我們絕對不能拿過去30年的經驗作為論說基礎，而應該用「捲簾法」，由30年後的世界景觀為座標，倒推至今日中國的現狀，探討中國現狀在未來30年會遭遇什麼樣的挑戰。
當然，現狀是會有慣性的，尤其在中國當前這樣一個集權體系下。本文的分析框架，正是這樣一個聚焦於「慣性」和「顛覆性」之間的角力，以及角力下的各種可能。
再來，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分科式的分析演繹，已經不適合作為未來30年的思維方式，對於全球皆然，中國也不例外。因此，我們必須打通科別的屏障，改用對當前動力的趨勢，形成新的概念，來看中國的未來。
在進入「顛覆性」的領域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60年、30年間所形成的「慣性」；這慣性是如此的強大，使得許多人相信這慣性還會繼續統領中國30年，倒也不足為奇。多數人都是比較相信慣性的力量，惟歷史是從，這導致了「宿命論」。宿命論在今天的台灣尤其力量強大，它使得台灣人幾乎失去了「顛覆性創新」的能力，這個不幸，也是觸動我用「從未來看今天」的視角來推測中國走向的原因。
中國的強大慣性
以下所列舉的各種「中國慣性」，在過去所寫的七本書還有無數文章中，都有詳細的論述, 此處無法再詳述，僅能簡要列舉：
（一）權本主義的慣性：2300年前秦政以來，一直至今，無論朝代如何更替，民族如何混血，所謂的「中國」，都是一個「以權為本」的生存結構；換句話說，人性中的其他基本要素如愛憎貪癡善惡，乃至儒教理想中的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像星系中的行星，圍繞著「權力」這太陽打轉，掙脫不了「權力」的引力軌道。
從當年的「無產階級專政」、「計畫經濟」，一直到當下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都不過是「權本主義」的投射罷了。中共政權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法治）的憎惡，本質上就是「權本主義」傳統對上了現代西方的「人本主義」傳統。 「一黨專政」，不過是過去「朝廷專政」的現代投影罷了，只是把權本主義發揮的比過去任何朝廷更徹底、從首都貫穿到最遠的偏鄉，這是歷史上各朝各代做不到的。
（二）「江山觀」的慣性：中國自古以來，奉承一個原則 －誰打下江山，江山就是誰的。兩千年來，這原則是如此的深入人心，連老百姓都默認（包括台灣「去中國化」了20年，即使有了一人一票，至今人民還默認國家資源就是「誰執政誰分配」，可見「江山觀」的威力）。
「江山觀」導致了產權概念模糊，至今中國雖然形式上通過了「物權法」，但在飛漲的房地產下，屋主依然只有數十年的地上使用權，事實上屋主並無「產權」，產權依然是屬於國家的，而在黨國一體的現實下，其實產權就是共產黨的。農民的土地權就更不用說了，所謂改革開放30年，農民至今只有耕作權，而無所有權。
中國經濟，約略65%還在央企和國企的勢力範圍內，而所謂的私企，還僅佔約略35%。但是，今天所有的「私人企業」（再說一次，所有的），只要成功到了進入了黨的視線，黨隨時可以在「權本主義」的手法下，接管或接收該「私企」。包括馬雲（阿里巴巴）、任正飛（華為）、柳傳志（聯想）、王建林（萬達），在其事業大到一定規模時，都曾公開表態說過類似的話：隨時準備將事業貢獻給國家。而在「江山觀」之下，中共家族在這方面從來不手軟。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私人企業家」瘋狂的移民脫產，或者引入外資以防身，或者境外上市的根本原因。連中共的幹部也都在做一樣的事情，因為誰也不知道自己還能掌權在位多久。
由於「江山觀」深植於制度和人心，中國內部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石就是清楚明確的產權；沒有產權，就沒有價格，就沒有市場。現在人們所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本質上不過是「房屋XX年居住權交易」，而不是資本主義下的產權市場行為。由於這種誤讀，幾乎沒有一個西方的經濟學家看得懂中國的房地現象。
（三）人治的慣性 ：在權本主義和江山觀之下，中國只能人治，而不可能法治 (Rule of Law)。今天中國山寨西方已過期的「法制」（Rule By Law）,從警察、檢察官、法官到律師都具備，表面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但本質上還是黨治，而黨治在本質上又是人治。在人治下，從高官到小老百姓，都懂得察言觀色和見風轉舵乃生活在中國的最基本生存功夫，凡是不屑這套功夫的人，輕則被社會遺棄，重則入獄吃飯。
（四）民族主義的慣性：「民族主義」這四個中文字，始於19、20世紀之交，為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等人從日本借用而來；在這之前，只有「道統」的概念，表現在諸如「反清復明」、「反元復宋」、「反X朝復Y朝」等說法上。在大清朝鞠躬下台後，這個「反X復Y」的公式，不但頓然失去了「X」，連「Y」也都不見了，中國成了無頭蒼蠅。那時，西方的全球化擴張大舉蔓延至東亞，在「我者與它者」的強烈對比刺激下，「民族」這兩個漢字遂開始有了意義。其後，日本國在大東亞主義框架下入侵當時疆土還不明確的中國，人民才開始有了現代的國家觀念，「民族主義」才成為國家定義的一部份；民主主義與國家，變成了神聖的共同體。
奠基於民族主義的「中國」，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很多個政府，但後來彙整出一個世界承認的國號「中華民國」，英文稱為「Republic of China」。1949年，中華民國當時的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敗於另一競爭黨，中國共產黨，而退敗至台灣島。原來同意隸屬於中華民國、但已經實質佔領中國的共產黨，並沒有沿用中華民國這個稱號，也放棄了曾經使用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稱號，而改立新名「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同時接下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棒子。
如果共產黨當時接收了「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的國際承認的既有稱號，那麼歷史將改寫：中華民國政府還在中國大陸，而一個曾經執政但被打敗推翻的國民黨則實質統治台灣島。共產黨這一念之間的決定，造成了日後「消滅中華民國統一台灣」變成了支撐其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下的無可退讓的核心任務，因為世界上怎能有兩個China？有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行有 Republic of China。
民族主義是個極好用的統治工具；「中華民國」和「Republic of China」稱號的繼續存在，其實對共產黨是有利的，它給了共產黨最堅實的執政合理性，一直到今天，共產黨還在用這民族主義理由統治內部、對外鬥爭。
世界潮流中的顛覆性元素
談過了慣性，讓我們來看看未來30年將發生在中國的顛覆性元素。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在慣性思維下，認為台灣難逃這些中國慣性下的宿命，而成為下意識的宿命論者。但，那只是對未來30年世界變化的無知所致，一旦意識到了未來30年人類將經歷一場十萬年來未有之變局，宿命論者的看法便會不一樣了。『你看，川普不是當選了嗎？美國即將面對一場兩百年來未有之變局：－）』
所謂「顛覆性」並不是專指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力量，而是指整個人類誰也逃不脫、打破舊秩序的大趨勢。形勢比人強，中國的整體形勢比習近平一個人強，而世界的形勢比中國一個國家強。凡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慣性越強，顛覆性的作用就會更強。
未來30年中國繞不開的「顛覆性元素」：
（A）信息的對稱，來勢迅猛：
當人人都能夠快速的得到同樣的信息（包括謠言），傳統的金字塔權力結構將不可持續；從中東的阿拉伯之春一直到美國眾多的「地下媒體」（非主流媒體）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在20年前都是不可想像之事。
信息對稱的結果就是權力的「去中心化」，這在商業上已經非常明顯（Uber 不需要車行，淘寶網不需要中心發貨倉）；在政治領域，「去中心化」也是遲早阻擋不了的潮流。一黨專制的中共正在努力抵擋這個潮流，試圖在世界20%人口的中國境內打造一個封閉的政治信息網，目前看來似乎「成績斐然」，但是這情況絕對維持不了十年，甚至五年。其中道理有二：其一，前述當今世界的「世代意識」已經進入五年一世代的速度，將來可能更快；幾個世代之後的中國青年，勢必會不滿足於這個與世界信息對稱背道而馳的「信息孤島」。其二，中國民眾目前容忍政府的信息管制，心理底層其實是有一個「社會契約」支撐的：你（共產黨）讓我賺錢，我就放棄政治自由，哪天我賺不到錢了，我就要求恢復政治自由。而，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下行的L型；這個社會契約的基礎很快就會鬆動。
中共所仰仗的「權本主義治國」基礎，終將被信息對稱化的技術和潮流侵蝕到無以為繼的地步。信息對稱使得獨裁、集權不可能，就像信息對稱使得商業壟斷不可能。這也是中國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B）世界秩序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以「美國模式」為首，紅火了50年。現在回過頭看這50年，其主軸有二：
……以美國的權貴菁英，結合各國、各種主義下的權貴階層，共舉「全球化」的大旗，打造經濟、政治、軍事「生命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個收刮全球平民的幫派俱樂部。全球的大部份資源，不分國界、不分主義的在這群權貴菁英和他們的機構所做出的決策下流轉。在「超級階級」（Super Class, David Rothkopf）這份調查研究中，這一群權貴菁英，全球只有6000人。關鍵問題還是，世界資源包括權力金錢，在「超級階級」之間形成了封閉的流轉系統，只有小部份經過所謂的「涓流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到達平民手中。
……將「普世價值」的理念（民主自由法治）一魚二吃，一方面奉其為人類有史以來最佳的和平穩定機制，另方面用以維持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由於普世價值的雙面性：實現公義人權的理念，以及實務上用以緩衝平民對權貴階級的敵意，近年來有人提出「人道帝國主義」（Humanistic Imperialism）的概念，意即用人道、人權為名，打擊和收刮不服從美國世界秩序的國家，例如美國的進攻伊拉克，法國領頭的NATO轟炸利比亞。此二事件背後的骯髒政治運作，以及後來ISIS因此壯大的前因後果，在此次希拉蕊被維基解密揭露的郵件中都已公諸於世，對川普的當選頗有助益。
在信息對稱潮流下，世界秩序的典範肯定出現根本性的轉移。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下一個典範長什麼樣，但肯定不是許多對中國「權本主義」傳統戀戀不忘的人所奢想，「中國模式」可以取代「美國模式」。
從文明素質和自我檢討能力來看，新的秩序典範出自歐洲的可能性比較大。或者，新典範的基礎將出自新一代的科技企業；如果把當今世上的頂尖100家科技新創企業的領導人聚集一堂，他們之間肯定對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具有某些最大公約數。這些最大公約數，必定包括以下：去中心化、去威權化、不分階級不分賢愚的信息對稱、人際信用（credit）及信任（Trust）的機制化、跨國、跨界的大數據知識化、基於與人腦協作的AI深化、共識機制的直接扁平化（去代議制）等等。
諸如此類的世界新秩序典範，都是一把把刺入中國「權本主義」心臟的利劍。基於權力金字塔運作的中國政府、社會，其「模式」絕無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新典範。 相反的，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主因就是搭上了西方經貿舊秩序的便車，既然是搭車者而不是駕駛者，當舊秩序翻車時，中國也會像其他搭車者一樣甩得鼻青臉腫。
（C）人口及壽命帶來的顛覆性
二戰後，地球上出現了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單一國家：印度和中國。印度人口雖多，但結構上它是聯邦制，由29個民選邦組成，就像一艘有29個隔水貨倉的大船，即使遇上大風浪，也不至於所有貨物滾向一邊，重心失衡造成翻船。相較而言，中國是數千年來未變的「中央／地方」體制，政策一條鞭的直到鄉里。當下在一黨專政下，這個權力不分倉的「通倉體制」可以「集中資源辦大事」，然而一旦環境胚變，導致翻船的也是它，所謂的集中資源可以載舟，集中資源也容易覆舟。
執政的共產黨面臨的兩難已經火燒眉毛：若政治權力、國家資源分倉，那麼一黨專政就會破功，但若繼續一條鞭管理到底，一旦政令不出中南海或哪個環節出現停滯，整個國家就會系統性失靈。事實上，2016年的中國就已經處在這個兩難的局面：不全面打擊貪腐，國家機器就徹底敗壞，但一條鞭打擊貪腐一旦全面化，中層人員就進入「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賴皮狀態，國家機器就停滯。造成的結果就是，體制內人人決策向上看，一直看到中南海，一直看到十個指頭數得出來的最高領導人。
一個13.5億人口的國家加上一條鞭的管理，這頭人類未曾見過的巨獸，還能維持體內循環多久？一個不過二十萬人的企業，尚且要用分公司、子公司的體制才能維繫，何況一個八千八百萬黨員、四千五百萬吃皇糧的公務體系，怎可能用一條鞭來保證效能和效率？
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終極威脅，其實來自人口，以及如此龐大人口內的「世代意識翻轉」。一條鞭進行到底，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政體必須轉向新典範，這也是習近平難眠的主要痛苦之一。
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將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如同共產黨一再自豪的說，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令得7億人口脫貧，兩億農民進城。中國的醫療體系固然問題重重，壓力巨大，但是醫療水平逐步在提升，這也是不爭之事實。在未來30年間，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期待值，即使進步較慢，應該也至少有世界期望值的八成，也就是100-120歲之間（視出生年份），想想那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衝擊。固然，這種衝擊是世界性的問題，當下越富裕的國家，所受到的「長壽衝擊力」會更強。
據中國學者估計，中國的人口大約在2025年會到達巔峰的17億，然受開始縮減。17億人的壽命預期值，即使只比現在提高10%，就等於需要相當於當前壽命預期值下、養活19億人的生產力、醫療教育資源、環境條件，這絕對不是一黨專政一條鞭決策體制所能應付的狀況；而照目前醫療科技的突飛猛進下，十年之內人類可以解決癌症等致命病，也可以有效啟動防老化的體內機制，到時單單中國人口的壽命提升，就可能拖垮國家。形勢比人強，中共當前的體制，不改不可能了。
在「慣性」和「顛覆力」相互拉扯之下，中國走向何方？
以上所列舉的慣性和顛覆力，若要深挖掘，肯定還有許多可以分析，但作為一個思考框架，這些應該就足以表達「未來30年不能用過去30年的經驗來推論」這個概念了。
在以上的視角下，達到的一個關鍵結論就是：中國的政體不改不行了，否則，國家機器輕則停滯，重則散敗（當然，讀者也可以不同意這結論），而世界潮流留給中共一黨政體的時間不超過30年，甚至不超過10年。
在慣性和顛覆力拉扯的未知後果下， 30年後的中國會成什麼樣？我個人猜測，以2016年的現實境況為出發點，未來30年間，中國會有以下機種可能：
第一種中國：秩序發展的中國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班子，深切意識到過去的慣性已經無法維繫國家了，而開始誠實、坦然的面對世界潮流下的各種顛覆性力道，開始尋覓舊慣性和新顛覆力之間的最佳可行平衡點，用「破壞性創新」的思維，對現行政體做出根本性改革。
視黨內權力鬥爭的勢力消長，用五年時間（也就是20大之前），通過修憲推行實質上的「大總統制」（名稱不重要，內涵才重要）。在現行憲法框架下，只需要做兩個動作，就可以達到這目的：其一，修改憲法前言，淡化前言中一黨專政的意涵甚至去除；其二，將2015年人大頒布的「國安法」納入憲法主體條款。（詳見本系列第一篇《2022中國選總統？》
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湯森路透）
在爭取民心的配套改革上，實施縣級以下的真實一人一票差額直選，這樣做不至於動搖中央的地位，同時買到了八成的民心。因為在今天中國，絕大多數的小民並沒有推翻共產黨的心理準備，他們更在乎與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選賢與能」。
城市內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可能不會滿足於上述的步驟，而傾向於更激進的改革，焦點將落在參政權上。因而，對於他們也必須提出一套相應的參政機制。過去，共產黨用「吸納入黨」為策略（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路），但那已經徹底失敗。今天，這群為數不少的人已經對「體制內改革」完全失望，而企求改革力量來自體制外。一個作法，便是在前述步驟進行得差不多的時候，提出「一黨主政、多黨制衡」的理念及方案，也就是有條件的開放小黨，使得憂國之士也有參政的權利和途徑。
強大的「權本主義」慣性，還有共產黨強大的「江山觀」並不會因為上述做法而消失。因此，從嚴治黨和打擊黨內腐敗的動作會持續下去，但日以繼夜的打腐，幹部及家族的激烈反彈也會演變為另一種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必須有利益機制化的對策：如何在制度下讓你有權、讓你有錢，而不影響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過去的權錢交易是在暗地進行，因而稱作「腐敗」，以後得把權錢交易拉到檯面上來，並且轉化為生產力。
因此，中國的經濟利益結構，可能由現在的「國有」、「私有」二元格局（反正那也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概念遊戲），逐步轉向由大約500個大小家族（或勢力圈）寡頭壟斷的格局。中國夠大，幾百號寡頭壟斷集團之間相互競爭，也能形成某種「準市場」的合理性和效率。在權本主義和江山感的強大慣性之下，純粹的市場化是不可能的，能夠做到數百個寡頭集團之間的競爭機制，大概也就是極致了。但話說回來，今天全球的經濟，不也幾乎就是數百家集團之間的寡頭壟斷競爭嗎？
在這樣一個「秩序發展的中國」情境下，中國對台灣會採取什麼政策？台灣應該如何對應？這個「大哉問」，作者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 一書中有進一步的詳細論述，此處不贅。
第二種中國：一國多港
上述第一種情境，許多人會簡單的把它稱為「李光耀模式」或「蔣經國模式」，但事實上，13.5億人口加上960萬平方公里，其中的錯綜複雜，不是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所可解決的。
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體制。
香港經驗，算是中國的內生經驗，也是中國社會已經相對熟悉的經驗，足以大用。這一可能性，需要專文論述，此處且先打住。
第三種中國：脫序的中國
一言以蔽之，就是共產黨「義無反顧」的把「權本主義」、「江山觀」、「一條鞭治理」的歷史慣性進行到底，用暴力消弭所有世界潮流下的顛覆性元素，打壓國內的世代翻轉，以法西斯的作風面對來自世界的挑戰。
在這境況下，等不到30年，即使從嚴治黨，國家機器也會徹底失靈，經濟生產力下滑到無以維持十幾億人民的發展，越來越兜不住的民族主義只能靠軍事形象支撐，軍費開支飛漲，而同時國內維穩（包括信息控制）開銷遠超軍費。
萬一在這段期間，共產黨由於黨內鬥爭、國內社會壓力而走上「通過對外戰爭以鞏固執政合理性」的民族主義險棋，一個閃失，中國人民的信心就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甚至重返大清末年的思想四分五裂狀態。
如此，到了2046年，也就是建國百年的前三年，十幾億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歷史評價只會剩下一句話：看你們把國家搞成了什麼樣子！
改革政體的經濟成本
以上所述的三種可能，沒有一條路是平順的，也都是不便宜的。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表述，中國想從「權本人治」轉向 「人本法治」，其交易成本極其巨大。換個方式說，從金字塔權力結構到分散型權力結構，坦白說，不見得是中國的經濟能力負擔得起的。
然而，中國沒有其他選擇，這經濟代價是一定要付出的。問題在於，這一大筆經濟代價，是要花在第三種脫序的中國，還是花在前兩種中國的路徑上？
今天的決定者是習近平，但無論決定者換了是誰，要做的決定，本質還是一樣的。
（本文曾刊於：上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