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存檔：媒體刊文：今周刊

面對中國，台灣、香港兩者的政治處境很不一樣；香港已經是「一國兩制」的試驗品，而台灣還是一個除了國際身分證、其他一切都完備的自主國度。當香港學生的「佔中」運動爆發時，台灣社會很輕易的就聯想到今年3月份的學生「佔領立法院」運動，但其實，雖然兩者的口號都是「爭民主」，但在政治意義及作用上難以放在同一把秤上來對比。

可以取來作比較的是兩者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兩場運動在風格上雖然俱有許多同質性，但很多方面也都呈現了反差。

香港青年的自尊程度很高

首先，台灣的政黨政治在2014三月份運動發生之前就都已經進行了攻防沙盤推演，而香港的「佔中」概念雖然早在2013年就提出，但是一直沒有政黨的明顯介入，顯得更像一場純粹的公民運動。

其次，兩場運動的參與者都很年輕，但香港的主力群體的平均年齡看起來比台灣的還要小2-5歲。雖然年紀比較小，但是在媒體上、香港人的用語上，沒有人稱呼他們為「孩子」。相較之下，台灣的佔領行動參與者，雖然許多人年紀已經25、26歲，台灣社會和媒體還普遍稱呼他們為「孩子」，而這些碩士研究生也沒反對自己被稱為「孩子」。這種反差告訴了我們什麼？不怕得罪「孩子們」得說，這反應了台灣的社會氣氛比起香港更傾向「媽寶型」。或者說，香港青年的獨立性格比台灣的來得強。

再來，雖然學生怒斥政客和北京，但抗爭學生仍然把自己的香港稱為「東方之珠」，並沒有出現對香港的自我貶低、例如什麼「爛地方、鬼島」之類，顯示香港青年的自尊程度很高，沒被弱勢的悲情所綁架。

另外，不滿學生影響上班、生計的反佔中市民很多，也出現許多對罵、對打的場面，但似乎沒聽到雙方用「誰比較愛香港」、「誰在賣港」的政治帽子互扔。粗話難免，但距離台灣「大腸花」的境界還很遠。

香港青年學生多數能以英語說明他們的訴求，國際媒體也多能掌握學生的訴求要點而加以廣泛報導。但是語言能力不是唯一因素，香港學生對「民主」（Democracy）的要求也很清晰：我們要真正的一人一票。相對的，在台灣的佔領立法院運動中，雖然對國際媒體表達的訴求也是「民主」（Democracy），但卻說不出來為甚麼台灣已經有了多黨制和一人一票，還需要爭「民主」？佔領立法院的合理性，其實來自「爭法治」、「爭程序正義」、「抗議立法委員違法違憲」，但學生們對國際媒體表達不出這種深度，使得國際媒體看不到台灣其實已經在深化民主，而只看到「反馬」、「反政府」、「政黨惡鬥」的一面，殊為可惜；不但浪費了一次深度的國際宣傳，還誤導了國際讀者，以為台灣政治還處在「天安門事件」的原始階段。這本「形象帳本」的一進一出，大大傷害了國際對台灣民主程度的了解。

只有自覺，才能使社會運動越來越進步；年老的，年輕的，這道理都一樣。

頂新關係企業的惡質食用油事件，短短幾周內演變成「滅頂運動」，政府與民間爭搶「滅頂」的頭香。民間反應從一開始單純的拒買拒吃，迅速發展為趕儘殺絕所有頂新相關企業；政府則由逼迫魏家退出（與惡質油無法律關係的）101大樓經營權，進而徹底抽去與「頂新」及「魏家」相關企業的銀根。

從情勢來看，頂新魏家全面退出在台灣事業的經營權，已經難以避免；倘若集團出現財務週轉壓力，全面出清在台灣的股權，也非不可想像之事。頂新魏家多年來在台灣的「重財務桿槓、輕專業管理、拉官欺市場」策略之下所累積的巨大資產，可能就此一夕之間倒台。

逢中必反加速滅頂

以「頂新」為總稱的這頭巨獸應不應該被整治？當然應該。通過馴服一頭巨獸，徹底的改造台灣的惡質政商結構，徹底的反省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徹底的防止台灣的經濟（如香港般的）走上巨獸壟斷化，一石數鳥，太值得做了。關鍵問題還是在於，過程中要不要以法治倒退為代價？司法是用來辦案的，還是用來抄家的？明顯違背良心的人，應該被亂石打死，還是應該也享有司法程序正義？正義在台灣是以「當事人」為原則，還是以「株連九族」為原則？公司法是以「公司」為單位，還是以「家族」為單位？政府機器是用來護衛國家動力的，還是用來贏得一黨選票的？政務官是用來行使專業判斷力的，還是用來充當打手的？媒體是用來報導的，還是用來吐槽的？

「滅頂」運動瞬間成形，反映出了一個危險信號：人民已經放棄了對政府施政、對企業自我治理的任何期待，而一大步踏入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狀態，反射出來的標準論述就是「台灣沒有大到不能倒的企業」、「把過去賺的幾千億全部吐出來」；至於追殺嫌疑人的方式是否應該依循法治一步一步來，還是當場亂棒打死？標準反應則是「惡人還替他考慮程序正義？」、「惡性重大，人人得而誅之」、「司法就是要做包公，虎頭鍘伺候」。

台灣社會發出的這訊息，清脆無比。響亮到了所有的本土企業家，不分良莠，以及所有的國際投資者，不分背景，都清清楚楚的聽到了：如果你膽敢欺騙台灣的人民，如果你不用世界最高的環保、健康標準進入台灣，台灣人民遲早一定整體打包、溯及既往、加倍奉還，不容你有任何的閃躲空間。

伴隨著這警世鐘聲，還另有一個連帶的訊息：你的資產最好不要放在台灣，管你搞怎樣複雜的公司結構，台灣是認人不認公司的，認良心不認公司法的；欺負了台灣人，就讓你傾家蕩產。

對，或是錯？如果說台灣人民錯了，那麼過去長久的司法不彰，犯了惡行後「一審10年，二審3年，三審豬腳麵線」，就得繼續吞下肚嗎？如果台灣人民這次對了，那麼內資外資企業在上述兩個訊息之下，開始懷疑投資台灣的法治安全性，孤島經濟的台灣，經得起解構嗎？

台灣的商業法治環境，近年來在國際評比中節節退步，已經是個警訊。近兩年的食安問題，更是向世界證實了這一點。衛生署資料顯示，在號稱「美食王國」的同時，台灣政府花在食品安全上的國民人均預算，只有英國的1/4，美國的1/5，香港的1/10。食管法第44、49條，在沒有傷殘死亡的情況下，食安罰金最高上限僅?五千萬，刑期上限僅?七年。政府預算以及立法的落後在前，政府不依法治國在後，各國企業如何敢投資台灣？ 根據聯合國統計，在全球吸引外資的版圖中，近年來台灣已經是世界倒數第二，落後於北韓，僅僅贏過非洲安哥拉；能夠吸引投資的領域本來就已經寥寥可數，再配以政府帶頭破壞商業法治，台灣打算怎麼混？

當然，「滅頂」運動得以如此快速成形，除了台灣內部原因，背景中還有一個特色因素，那就是中國因素。魏家兄弟在中國發家，倘若「取之于中國、用之于中國」，那也是正常的商家倫理，但是他們變本加厲的「取之于台灣、用之于中國」，就無法見容於被「取之」的社會了。然而台灣自己是否也應該檢討，台灣的惡質政商結構、落後的立法、不健全的金融治理、公股銀行的爛頭寸比例過高，難道不是頂新魏家得以進行跨兩岸高桿槓財務操作的誘因？

導致「滅頂」的另外一個中國因素，也不得不提。近年來台灣社會信心大失，已經逐步失去了「就台灣論台灣」的能力，而邁入了「以中國為座標」的心理反應深淵。最顯著的，就是亦步亦趨的跟隨著中國的內部政策起舞；中國打房，台灣就必須在同一時期打房，中國打地溝油，台灣就必須在同一時期打劣質油，頗有「輸人不輸陣」的味道，卻渾然不覺台灣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優先順序，不盡然和中國同步同調。

正常國家是一輛四輪驅動的車子；前輪是政治，後輪是企業。台灣這輛車子，前輪早就轉速緒亂，左右搖擺，動力變成阻力，但靠著企業的動力，勉強還能以「後輪驅動」掙扎的前進。而今，官民互爭頭香的「滅頂運動」已然正式的昭告世人，台灣在折騰完前輪之後，已經投身於折騰後輪。弔詭的是，倘若這次台灣各界以犧牲法治為「滅頂」的代價，因而導致國際投資對台灣更加卻步，在前輪後輪雙重動力停擺的狀況下，到時全世界只有一家拖吊公司願意拖吊拋錨在路的台灣號巴士，這家公司就叫做中國。

說個經濟笑話：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用羅賓漢的原則徵稅，然後用市場原則治理經濟，而只有台灣用資本主義的原則徵稅，然後用羅賓漢原則治理經濟。

歐洲國家如德國、瑞典、挪威，徵起稅來有如俠盜羅賓漢，動輒40%－50%的稅率，相當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治理經濟之時，卻也毫不手軟的堅持市場原則；歐洲人明白，得讓有錢人有錢，羅賓漢才有「劫富濟貧」的餘地。

好個怪異的台灣，徵起稅來採取的是「以富為尊」的資本主義原則，治理經濟時卻依循「以選票為尊」的「羅賓漢原則」，積極通過物價干預的方式以換取選票，任由民間人人變成義憤填膺的小羅賓漢，自由心證式的攻擊任何富人。

消費者不該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

話說「餿水油」事件。餿水油在台灣的食品體系中能夠存在十餘年，乃是「三合一」的結果：政府的物價干預，廠商的將本求利，消費者的「俗擱大碗」貪便宜。三者缺一，或有個案，但不會演變為今天的通案局面。

台灣人若還學不到教訓，繼續從道德層面的「良心問題」去看餿水油事件，那麼類似「沒良心」的事件將不斷發生在台灣，而且頻率會越來越高，今天是油，明天可能是肉，後天可能是魚。

「良心」是有經濟成本的。這個道理，可以用宗教慈善機構的運作機制來說明。即使是慈善，也有經濟成本；宗教機構維持慈善活動的成本，通常來自信眾的捐款，或者信徒的無償時間付出。

那麼，商業機構的「良心成本」呢？你我並不對商業機構捐款，它們的雇員也不能無償付出。當政府運用公權力限制商品的售價，當消費者只想「俗擱大碗」、集體壓迫它不能漲價的時候，請問，它的「良心成本」由誰來負擔？

2013年的「假油」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台灣消費者期待只花300元台幣就吃到在原產地兩倍價格的「純正進口橄欖油」。在2014年發生「餿水油」事件的時候，也是學童的營養午餐成本被壓低到26元台幣的時候。

台灣消費者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質符合各種世界最先進標準，從肉、油、蔬菜、用品、空氣、水，都引進了美國、日本、德國、瑞士的國家指標，「一鍋煮」作為自己的品質標準。當造假事件一一發生時，台灣消費者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但卻從不反省，自己其實也是造就這騙局的一個因素。

台灣政府用「反市場原則」治理物價，已經多年了，而消費者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也已經多年了。廠商越來越不肖，乃是結果而非原因。如此惡性循環至今，大家卻還停留在「誰比較沒良心」的抓女巫階段。

台灣社會最好趕快認清，以今天台灣的生產力，本來就夠不上世界頭等國家的生活品質，自己騙自己的結果，只會促使政府變成「假、大、空」，廠商更加的「掛羊頭賣狗肉」。

沒有良心是不能的，但是單有良心是萬萬不能的。關鍵不在良心，而在提高生產力。

台灣現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方位的在談「創新」，但多數是向外取經，鮮有人願意「關公刮骨」，從骨子裡追究為什麼幾十年來，創新在台灣只做得零零落落，無法生根。

骨子裡，台灣人有兩大歷史個性：貿易性格，以及農民性格。從荷蘭人對台灣發生興趣，台灣人就是亞洲貿易鏈內的重要一環，鄭成功家族也是海賊王出身，隨後演變為海上貿易霸主。在那段時間，討海和岸邊貿易，就是有志青年的出路。

大清帝國統領台灣時，打擊了台灣的貿易性格，移植來了大陸的農民性格；初期的墾地開荒固然俱有某種冒險進取精神，但一旦定居定耕，無可避免的就由農民價值和性格接管了。

創新，由價值觀決定

農民的生計圍繞著「天」，天象決定了收成，而天象是不可測的。因此，農民的「願景」（Vision）長度最多只有一個收獲季度，下個季度的事，誰知道呢？（當農民中偶爾出現異人，能夠用農民的語言傳播十年的願景，如李自成、毛澤東等人物就橫空出世了）。清代台灣農民並不例外，因此「看短不看長」、「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囤積才是硬道理」等等零和價值觀就在台灣生根了。

貿易性格與農民性格是相悖的；前者講究買賣投機賺差價，後者講究一點一滴過日子。大膽的推測一下，日本統治時期壓抑了台灣的貿易性格，鞏固了農民性格，而老國民黨統治時期正好相反，推動了台灣的貿易性格，弱化了農民性格。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加上貿易商模式，可以視為台灣社會中貿易性格和農民性格的一次完美結合。

這就是台灣的骨子。然而當「創新」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要素之時，台灣的骨子優勢，就變成致命的攔路虎了。創新產業的特色是：轉化要素，而不被要素控制；賺價值差，不賺價差；看長不看短；不貪小便宜。然而這些特點，都與貿易性格、農民性格直接抵觸。台灣的身子骨，天生就適合短跑，遇上長跑比賽就力不從心了。一言蔽之，貿易性格、農民價值，就是創新的殺手。

那麼，台灣能脫胎換骨嗎？回答這個問題，其實蠻簡單。我們只需要觀察年輕一代，也就是大約18-35歲的人，遇到困境、利益誘惑、名聲誘惑、權力誘惑之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就可下結論了。如果他們都追求瞬間成功、借勢博名、長於山寨而短於原創、凡事以「俗擱大碗」為指標，那麼台灣翻轉的日子就還未到來。

但若他們不恥山寨、凡事追根究底、敢於用十年願景期待自己、承認品質必須付出代價，那麼，台灣脫胎換骨的日子就不遠了。

能不能創新，由價值觀決定；價值觀對了，高智商者得以高創新，一般智商者可以小創新，但若價值觀不對，智商再高都沒用。至於政府所推的「創新產業政策」，倘若只有「利誘」而沒有強烈價值觀的支撐，那就免了吧，那只會引來貿易心態和農民心態的投機收割者。

「無恥」，是個很特殊的境界，它真的不一般。譬如，壞人為人所唾棄，但是一個壞事做儘的人卻不一定無恥。一個知道自己在做壞事、承認自己是壞人的黑道老大，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一個無恥的人，因為他至少面對了自己。

「無恥」這個境界呢，指的是一個人做了下流之事，即使在深夜獨處時，也感覺不到絲毫愧疚，甚至引以為樂。達到了這種境界的人，通常會主動收集歪理來武裝自己的下流。這種人很容易辨認，就是當一個人做出人人都看得出實屬下流的事情後，被人當面斥責「不要臉」之時，還能夠嬉皮笑臉或滔滔雄辯或老僧入定，此人多屬無恥。

社會中一定有無恥之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會有。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無恥之人越來越多，那就是警訊了，因為只有在許多人容忍無恥的情況之下，無恥的人才會冒頭。這該怎麼說呢？知恥之人包容無恥之人，是一種道德的淪喪嗎？

這是一種很現成、很圓融的說辭：因為社會普遍的道德淪喪，因而無恥之人得以抬頭。但是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廉價的道德論，因為它太容易讓人晚上安心睡覺了。

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

事實上，平日知恥之人，到了關鍵時刻竟然可以包容無恥之人，多半是因為無恥之人掌握了某種報復能力，或某種利益的分配權力，這才使得平日知恥之人畏於報復，或誘於利益，才對無恥之事視而不見。

啊，這樣事情就大條了。當知恥之人願意忍受無恥之事時，一個社會的民主法治還可能嗎？雖說「知恥近乎勇」，但單單知恥本身，究竟還夠不成「勇」；知恥之人，必須意識到，當自己被權力威脅，或被利益誘惑之時，還得進一步用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才稱得上勇敢。

談完抽象，回到現實。台灣，是一個近乎「知恥」的社會，還是一個近乎「無恥」的社會？台灣當前的各種亂象，究竟是起自知恥者對無恥者的進攻，還是無恥者與無恥者之間的互毆？答案，將決定台灣是否能進化到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會。

公平的說，今天台灣兩種現象都存在；各種公民運動，應該多屬知恥的年輕世代對老年世代中無恥者的進攻，但是當牽涉到權力及利益時，多半還是老世代中無恥者與無恥者的互毆。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太多老世代中知恥者對青年世代的支持。這是因為，老世代中的知恥者被歷史經驗嚇壞了，他們看過太多年輕時知恥的人，到政場、商場打滾之後，就變成了無恥之人。因而，若要對年輕世代的公民運動者提一個醒，那就是你們之中必須有人發起一個「知恥宣言運動」，列出老世代的「無恥清單」，然後人人簽名畫押，終生不犯，這樣，你們就會得到原先意想不到的社會助力。

記住，壞人不一定無恥，但無恥者一定是壞人；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但無恥者即使偽裝成功一時，晚年失節的可能性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