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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這名體重兩百公斤的財務病患，在先天不足誕生後的第十八年，於2015年一月份的最後一次財務挽救手術中，由於外科、內科、麻醉科醫生對手術費的分紅方式意見不一，大小護士在手術檯邊各自聒噪，加上在病房外觀望者不停的加碼說三道四，手術被迫中斷。主持這檯手術的主治大夫葉匡時，聲嘶力竭的大喊這檯手術必須進行，但眼看場面已經失控，只能脫下醫袍、摘掉名牌，懇請醫療團隊及醫院另請耶穌基督來施靈，自己騎著一輛U-Bike, 黯然但也坦然的離開了醫院。當下，高鐵先生暫時在一台葉克膜下維持著財務呼吸，但是這台葉克膜的電源是備用的，三至六個月之後就要斷電。

台灣高鐵從做愛、受精、難產、婚後父母亂交，父母離婚、幾度易手收養，一直到最終躺上財務手術檯的十八年，其中的過程，幾乎反映了台灣社會十八年來的全局動向，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人倘若想一次了解「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沒有比高鐵這個切片更合適的了。

看看高鐵；想想台灣

高鐵案例，就是了解台灣整體困局的「懶人包」；其中要素包括：

（一） 歷經藍綠政府，道理上誰都逃不掉責任，但實務上誰都可以指賴對方； （二） 沒有經濟的中心思想，「國有」、「民營」兩者之間經濟價值矛盾； 「國」、「民」雙方始以「交征利」，終以「交相賊」；

（三） 大型科技項目，一開始就專業準備不足，計畫隨做隨改，提供了政商不三不四的巨大空間；

（四） 誰都不想出錢、誰都想「空手套白狼」，民間設計吃政府、政府設計吃民間，形成「兩個窮人向銀行貸款共創事業」的「BOT夢幻組合」；

（五） 遇到困難，第一反應不是專業解決，而是政治解決；會說話的人不做事，會做事的人無處說話；

（六） 財務問題，政治解決；關說紅包、前金後謝，成為慣例、形成常態；

（七） 官府?，只要有一個照章辦事的人，就會相對應出現一個專門「搞定」的人；小障礙小紅包，大障礙大紅包；從官員到立法院一條龍搞定，導致成本大增。一本帳大家記在心裡，此事你幫我，下事我幫你，日久天長之後，沒有一件事能夠「就事論事」；

（八） 選民期待政府是「不畏權勢、為民伸張正義」的包公，又同時期待政府是個「了解人情義理、接受民意關說」的媽祖；手裡捏著選票，心裡想著鈔票，凡事見勢而為；

（九） 民眾普遍國際知識不足，把國家當家庭，認為「自己家裡的事自己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不知道國際間有「會計準則」、「合同義務」、「公司治理規範」等等行為準則，屢屢要求政府打破國際規範行事。

只要是說得出名字的大型公共工程，高鐵、核四、桃機、跨境捷運等等，都已染上「高鐵症」，中型建設如台北大巨蛋、林口選手村，也已被傳染。事實上，誰能舉出一件涉及公共利益的工程，沒有患上「高鐵症」？

癌症患者，輕者靠手術切除，重者靠強力全身化療。當然也另有一派療法：照吃照喝，心情放鬆，把問題放一邊，每天都有一個小確幸，禱告癌症不治而愈。哪種療法，決定權在台灣社會手裡。

台灣在某些方面很中國，也同時又在某些方面很美國。這兩個「某方面」放在一個鍋子裡一起燉，有時就燉出一道奇怪的台灣菜，好像是甜的，但其實是鹹的。

例如，台灣人繼承了中國式的心口不如一，口裡說Yes的時候其實心裡說No，或者口裡說No時心裡說Yes，因而在為人處事上經常模模糊糊的繞彎子。但同時，台灣在吃過中國式腐敗之苦之後，也深受美國式清教徒精神的影響，講究廉潔和正直，期待公務系統一絲不苟、一介不取，因而「防弊」的法令和流程多如牛毛。

固然心口不一是東方或亞洲的特徵，並非台灣所獨有，但在遭遇清教徒文化之後，「表裡不一」和「防弊如防賊」在台灣結上了婚，生出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小怪物，那就是「假面道德」：一種披上了防弊假面，卻又同時容忍表裡不一的文化氣質。

不應假面道德更不應過度防弊

假面道德無所不在。它讓人民口中怒斥腐敗關說，自己的生活中卻通過關說解決問題、容忍各級政客之間的利益關說；它讓我們的部分青年口中抗議薪水過低，心裡卻明知父母將留下的房產金錢足以一輩子衣食無憂，因而失去鬥志、滿足於小確幸。它讓政黨明明知道國家財政就要破產，卻還四處亂撒補貼福利；它也讓人民一面罵政府亂花錢，一面處處想「吃政府」。

假面道德和過度防弊，乃是一個銅板的兩面。高講道德，就不得不把防弊高唱入雲；自己假面，防弊的對象當然多半是他人。敵對者的作為，必須從嚴解釋，自己人的作為，則不妨從寬解釋。別人的利益交換叫關說，自己的利益交換叫講人情；官員佔地叫做天理不容，自己冒充老農貪那幾萬塊補貼就可心理化解為小事一樁。種種矛盾，令人不禁懷疑，「防他人之弊」這件事其實只是「自己假面」的心理脫罪機制。

以上種種，若以假面下的寬容態度，解釋成為人之常情，倒也不必深究。問題是，假面道德在台灣的盛行，已經到了威脅國家安全的層次，它已經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國安問題。

言行不一的假面道德及其所伴隨的過度防弊，使得台灣的動力空轉，導致什麼大事都做不下去，什麼難關都突破不了，萬事原地打轉，台灣原來就有限的資源逐日泄盡。

就像一輛汽車，在正常的設計裡，剎車是為了油門和方向盤而存在，如果沒有油門、方向盤，要剎車有何用？同樣的，在正常的國家機制內，防弊是為了建設和創新而存在，一個「防弊掛帥」的國家，不可能出現建設和創新的動力，就像一輛剎車無時不介入的汽車，油門和方向盤一定失能。

終歸來講，台灣社會必須認識到自己「假面」的那一面，才有可能進化到真正的公民社會，從而由過度防弊中解放出來。但是，倘若再發生嚴重弊端怎麼辦？既然給臉不要臉，那就斬立決吧。

通過修憲改變台灣的權力體制，已然勢在必行；當年把傳統的雙首長制，改變為比美國總統制更威權的「袁世凱式大總統制」，導致了台灣連續冒出了兩屆眾望所歸，然而上任之後隻手遮天的大總統，其「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後果，現在台灣路人皆知。所以，2014選舉後，出現了強烈的內閣制呼聲。

倘若僅僅為了解決「中央」的權責失衡，其實還用不著內閣制，只需做五個改動就可以了：其一，恢復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其二，降低立法院的倒閣門檻；其三，降低對立法委員的罷免門檻；其四，取消黨團密室協商制；其五，創建政黨法，規定政黨主席不得兼任總統，以及勒令黨產必須接受有如上市公司一般的公開會計審查。

邦聯內閣體制好處多多

然而，即使以上五項全部做到，也只能緩和台灣政體內的「中央亂象」，而對於台灣的「地方亂象」毫無效力，更別說台灣特色的「中央以財政脅迫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的普遍亂象。

而「內閣制」呢？今天支持內閣制的人士，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真心擔心台灣的「中央權力亂象」將拖垮台灣者；其二，在「奪權思維」下，不溫不火的贊同內閣制。而擔心內閣制的人士，大約也可歸為以下：擔心出現「一黨專政」；擔心出現「萬年總理」或「萬年議長」、擔心中國只需要收買內閣成員和部分代議士就能「盡其全功」；擔心民選總統與內閣之間（幾乎必然發生）的激烈拉鋸等等。

台灣此次若走上修憲之路，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向前看一百年，不向後看，也不向旁邊看」，換句話說，不能有任何「奪權思維」，甚至不能有「解決眼前問題」的思維，遑論等而下之的「政黨利益思維」。

修憲，我們必須突破「內閣制」或「雙首長制」的思考桎梏，因為那只能解決台灣的部分亂象，也就是「中央」級別的亂象。修憲，我們需要往更深的層次看，一直看到骨子裡。

導致台灣政治、經濟空轉的亂源許許多多，然而撥開表象，究其根底，實乃結構性問題。其中大者有三：誰執政誰通吃的「黨府體制」，以及縱向七層、橫向二十部會的「大政府」，還有「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中央以財政控制地方」的「中央／地方體制」。此三者若不解構，即使修憲成為內閣制，即使打倒了國民黨，即使民進黨執政，台灣還是不會好。此三者，可統稱為阻礙台灣現代化、效率化的「三隻老虎」。

如何同時解構這三隻老虎？曰：邦聯內閣體制，也就是把台灣的權力結構轉化為邦聯結構，將「權力分散自治」、「權力制衡」、「權責相符」的原則貫穿到邦，使得各邦沒有「中央」可吃，逼迫各邦「轉大人」，聯邦政府以及聯邦議會只需處理國防外交還有統籌「邦際」事務，邦內財務趨向「自負盈虧」，邦內事務「權責自負」。為了不陷入法律制度的繁瑣，可限制邦議會的立法權限，民法、刑法、公司法等等都承襲目前的「全國一套法」精神。這套體制，即使不能一蹴而就，至少先在邦聯的精神下進行施政。第一步，便是以六都為核心，將周邊城縣資源整合為六個虛擬的自治邦，國家財務稅收朝向「邦自治」方向移動。未來，由「中央／地方」體制轉變為「聯邦政府／邦政府」，內閣制貫穿全國，邦有邦內閣，聯邦有聯邦內閣，總統裁撤或者虛位化成為精神領袖。可研究爭辯的細節很多，茲事雖然體大，然而當前所熱議的「內閣制」，若不同時打破「中央／地方」制，恐怕只是換湯不換藥，切除了「中央」的癌細胞，保留了「地方」的癌細胞，台灣還是不會好。

或有人說，這不就是「地方自治」嗎？不就是百年前孫中山的理念嗎？差矣！「地方自治」這名詞，其實是個走私自「朝廷／地方」的偽民主概念。它是自相矛盾的；有「地方」就一定有「中央」，而有了「中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地方自治」，這就像有了「父權」就不可能有「兒女自治」一般。台灣的資源當下集中在中央，這是朝廷統治的變種，雖然可以「改朝換代」，但只要「中央／地方」的大政府體制存在，政黨就抵禦不了「誰執政誰通吃」的奪權誘惑，各級代議士及政場玩家就難免以「吃政黨、吃政府」為人生大志了。

「中央／地方」大政府體制，乃是當年由中國帶來的不合體大衣，這個體制，雖然對台灣的成長也曾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那究竟是為了「一黨專政」、「反攻大陸」而準備的體制，開放黨禁加上了一人一票的選舉之後，就變成一種舉世無雙的怪異民主毒藥。試想，中央地方七層行政加上中央20個部會，就是一百四十格的複雜矩陣，而每個格子就是一個利益地盤，每個利益地盤內都有成百上千的小組頭、小樁腳。如此複雜的利益框架覆蓋小小台灣，在多黨制之下連動拉鋸起來，政策必然空轉，大選必然民粹。

一個原地空轉了20年的台灣，絕不能歸咎於台灣缺少努力之人；事實上，台灣上上下下都有大批努力之人，但他們方向不同，拔河拉鋸之下，使得另一批私心自利的人，得以隨著一來一往的經濟空轉、政策反覆，順勢搜刮公共資產、人民財富。更可歎的，許多原先還算努力之人，在失望甚至絕望之下，陷入了虛無主義，高者潔身自好，低者也就滑入了自私自利的通道。這不是藍綠問題，而是上述「三隻老虎」體制下的必然。

冬眠的蟲子，等待一陣春雷才會醒轉，這叫做「驚蟄」；台灣的驚蟄春雷，已經在2014年響出第一聲，但是接下來有沒有第二聲、第三聲，以致台灣徹底轉醒，由一條蟲轉為一條龍？在我看來，答案落在邦聯內閣體制上，而歷史機遇落在三個人身上：蔡英文、朱立倫、柯文哲（排名不分先後）。或者說，歷史機遇落在三個角色之上，一個民進黨的角色，一個國民黨的角色，加上一個誓言不受制於兩黨的角色。蔡、朱、柯這三個自然人，倘若看不到共創百年台灣的歷史使命，而落入傳統的「掌大位」反應，或開始享受「造神」、「共主」樂趣，甚至陷入老生態，那麼台灣就會在現有體制下繼續空轉20年，乃至永久。

柯P未上任即跑基隆宜蘭，企圖整合資源，不論其政策是否天真，這已經是一種「邦精神」。朱、柯二人若能突破黨派界限，台北、新北兩地在「邦精神」之下必然潛力釋放。柯P，若能在台灣北部將「邦精神」貫徹到底，為其他五都立下足以追隨的典範，其歷史地位，意義遠遠大於其心目中的「總統」角色。

朱、蔡兩人的歷史地位，落在合力將目前的「袁世凱式」大總統制，轉變成為上下左右都權責相扣的邦聯內閣制，同時協助移除柯P「邦行動」路途上的巨石。朱立倫的自我挑戰，在於說服國民黨內長期以來依賴「中央／地方」大政府體制的大小權貴，不分親疏的用自作表率的魄力說出「大家已經吃夠了」。而蔡英文的自我挑戰，在於防止民進黨的「區域聯合治理」理念落入「奪權思維」而陷入老生態；目前，由於一句「由地方贏回中央」，透露了她還深陷在「中央／地方」的權力／利益鬥爭概念中。

此時此刻，朱、蔡、柯三人，倘若不能暫時放下心中的大位夢、擺脫不了身邊的逐權、逐利之徒，2016後的台灣，最大的可能就是繼續空轉。

三個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在歷史的巧合之下，足以共創「第三種台灣」；第一聲春雷已響，讓2015成為台灣400年來未有的「驚蟄年」。

至於中國對台灣改為「邦聯內閣制」的反應會如何？你管它呢，它自己正在為了中國體制「不改就死」而坐立不安，台灣的邦聯內閣制，正好給它一個啟發、一個示範，搞不好將來會從「一黨專政下的中央／地方」體制走上「中國特色下的類台灣邦聯內閣制」。今天中共用「台灣的民主亂象」來證明民主化不可行，但我有把握，倘若台灣成為邦聯內閣體制之後，中國人民將視台灣為中國轉世重生的幹細胞，而將「一個中國」的概念，轉化成為「以台灣為坐標」的「一個未來中國」遠景。至於「未來」有多長，誰知道呢？讓制度開始競賽吧。

中國也在進步，但有時進步的方式令人哭笑不得。舉資源回收為例，今天在北京市的許多居民小區，都有垃圾分類，一些俱有公民意識的居民，也老老實實的將垃圾分類，準確的放入標有分類符號的多個垃圾桶內。

然後垃圾車來了，工人把一個一個分好類的垃圾桶，一股腦的倒進沒有分類裝置的垃圾車內，然後車子到了沒有分類的掩埋場或焚化場，一整車的垃圾倒進去。

這就是現階段的北京垃圾分類：前段的居民分類美意，到了中段後段一陣攪和，居民的努力全白費了。到頭來，原來願意分類的居民也不分類了，「我傻啊？」，這些居民說。

立法密室協商淪為做半套

鏡頭拉回台灣。無數的公民團體、社會運動者，餐風飲露的街頭抗爭，無數的媒體報導和民意投書，部份敬業的立法委員擬定了提案，前段的努力令人可敬，然後到了中段的密室協商，黨派的商業利益、選票利益的攪和機器就開動了，長遠規劃的美意變成了短期利益的交換，邏輯相扣的內容被肢解後再製成鬆垮的「組合肉」，如此送進後段的委員會、大會投票，產出的品質可想而知。

台式民主的流程，其實就是北京垃圾分類的流程，讓人哭笑不得。垃圾分類的流程，必須首尾相貫，否則就是做門面。民主決策的流程，必須公開透明，否則也是做門面。

外國人到北京看到了居民小區內人模人樣的分類垃圾桶系統，暗贊一聲好，中國的環保意識抬頭了。但是他們通常是白天去看，晚上垃圾車如何收垃圾他們看不到。外國人看到台灣各種言論自由的盛況以及選舉時的熱絡，暗贊一聲好，台灣的民主進步了，不愧為亞洲第一名。但外國人進不去立法院的密室，事實上連本國人都進不去。立法院密室少了一塊牌子：洋人及本國選民禁止入內。

每次看到英國BBC實況轉播英國議會的辯論，都會慚愧的不行。看人家，個個議員學養豐富、論點巨細靡遺，從辯論到決策透明無比。再回過頭看看我們的國家級立法院，大廳內拳腳相加，密室內猥言瑣語，有鏡頭時一條龍，無鏡頭時一條蟲，散會後花酒麻將，國事私事一把搓。

你說，台灣憑什麼進步？看起來一時的進步，走著走著就被當時無法通盤考慮的密室協商結果給纏繞死了。

台灣社會介意食用油被摻入雜質，說那是商人無良，但台灣社會不在意立法過程的嚴重污染。據說，吃進肚子的東西若不乾淨就會傷身，但是，社會吃進了不乾淨的法條，又將傷到什麼呢？無良商人和無良立委，哪個更無良？哪個對台灣傷害更大？

台灣人民說，我已經盡了公民的義務，你看我繳稅、我投票、我守法。但人民忘記了，立法院的垃圾車一開動，所有前段的努力和美意，都會被攪和成怪胎。

台式的立法密室協商，倘若不被揪出來遊街示眾，那麼，我們引以為傲的台灣民主，其實比起北京市的垃圾分類，好不到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