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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稅是錯的,應該全面開徵「浪費」稅

台灣的經濟政策越來越偏離經濟原理,而走上「道德化」的路線;把經濟問題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最後一定死的很難看。例如,台灣民眾開始敵視甚至仇視有錢人,因此開始對「有錢」這件事施加道德壓力,要求有錢人把錢「吐出來」,渾然忘記了如何把有錢人的錢導往正向的經濟活動以增進整體社會好處。

囤地行為該課予「浪費稅」

以房地產稅種為例,取名為「奢侈」稅,就是一種道德傾向的命名方式,若從經濟學的價值觀來論,這個稅種應該命名為「地產資源浪費稅」。道理如下:

如果一個有錢人,因為有錢而想享受,買了三處地產視心情輪流住,既買了家具也使用了水電,他固然在進行一種比其他人奢侈的消費,但是那還是消費,屬於經濟的正向行為。但是如果他只是為了囤房,兩處地產為空屋,那就等於把金錢長期凍結在已不具備消費作用的鋼筋水泥上,削弱了金錢在經濟體系內的流轉效應,那麼他就是在進行浪費。

因此,一個人有幾套房子,和一個人有幾套空屋,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情況;前者也可以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持有稅」,後者則可以重重課稅,但名目應該是「浪費稅」。這兩種稅都不應該是道德懲罰,而是單純的從經濟附加價值的角度來讓一個人知道,他的行為方式是有社會的經濟代價的。

台灣的資源極少,國家承載力有限,經不起大量的浪費。然而,台灣卻多年來處於極端浪費的狀況。例如,台灣在個人名下的閒置工業用地非常多,持有人既不投資工業,也不將用地釋放市場,造成大量本來可以用於經濟正向活動的資源鎖死。而另一方面,政府的任何工業政策都找不到完整的地塊,連一百公頃都找不到。這些閒置土地,應該重重的徵課「浪費稅」。大小建商的囤地行為,也是一樣。

道德譴責不能脫離經濟原理

此外,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掌有的所謂「公有地」,應該對持有單位課徵「持有稅」;這些地既然是「公有」,其經濟效益就應該由全社會來共享,不容浪費。如果台灣是個小政府,那麼放它一馬也無妨,然而台灣是個大政府體制,政府單位掌握的資源,雖然比不上中國大陸,然而比例超出行政需要許多許多。憑什麼名字叫做「政府」就可以浪費鎖死屬於國家的大量資源?必須讓它付出經濟代價,代價多高可以探討。

作為「公民」,包括企業和政府中的人,都應當自問:我所掌握的金錢及資產,被我鎖死而浪費的部份有多大?倘若認真統計,個人猜測全台灣可運用但被鎖死在鋼筋水泥、工業、商業、農業荒地上的資源,不低於總體的20%。這一大塊,如果「盤活」,台灣經濟可以再度起飛,即使一時盤不活,其持有稅和浪費稅也可以挽救台灣的各種國民保險。

台灣當前的整體危機之一,就是習慣於將任何事情道德化,這應該是以下三種力量相互激盪的不幸後果: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泛道德觀、民粹的興起,還有虛偽的領導人。經濟學常識的普遍缺乏,更使得人容易把經濟問題當作道德問題處理。

金錢不是惡的,被鎖死或被浪費的金錢才是惡的。人可能是惡的,但是在對的經濟制度之下,惡人將惡不到哪裡去。相對的,道德譴責如果脫離經濟原理,最終一定變成惡的。

讓台東成為一個獨立小國!

台東發展不起來,據說那是因為沒有經濟、住民找不到工作,人口外移,登記30萬人,實際居住才20萬人。又據說,那裡的人生活需要補助,地方開支的75%都依賴中央政府補助。

讓我們腦筋急轉彎一次。如果讓台東成為一個獨立的小國家,台東會怎樣?台東可以怎麼樣?我知道,這個想法,即使是個假想,恐怕也有人不能接受。台東是台灣的一部份,怎麼可以獨立?

且慢!大家是不是都聽過「台灣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句話,你是否覺得這個邏輯很荒謬?如果是,那麼為什麼「台東不是台灣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句話不可想像?

小國發展要比大國容易多多

台東面積3515.25平方公里,是台灣面積的 9.75%,但已經是新加坡國的5.4倍,開曼群島國的35倍。開曼的人口數量只有台東的1/4,國民所得平均47,000美元。小國,只要找對策略,就事論事,提高生活水準比大國容易得多。

倘若台灣容許台東獨立,台東人自然會想出100種在這世界上提高生活水準的方式;它可以成為東北亞的避稅天堂,它可以開放國際資金進入台東,它可以對全球旅遊人士落地簽證,它可以修築具有最佳雷達導航系統的機場,無論什麼天候,波音767以及空中巴士都能起降,它能引進數家頂級國際休閒公司,它能把遊輪停靠外包給鄰國台灣的高雄港,如果台灣缺乏資金,它可以用BOT方式支援高雄港遊輪碼頭,它可以自由引進國際人才,它可以實施經濟造林,它可以用三倍的價錢賣綠色白米給台灣人。

請不要告訴我說,那樣台東的自然生態、原住民文化會被破壞,那種說法只是台灣人的傲慢,一種偏鄉政策下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國家,它就會珍惜自己僅有的資源;如果台東獨立,台東就不必滿足其他2千2百80萬人把它當作後花園的壓力。 台東發展不起來,絕不是因為它「地小人少交通不便」,而是因為它被大台灣所牽制住了,因為大台灣上的多數人把它當作一個「地方」,中央政策綁架了地方的發展戰略,強迫性的「一國一制」,使它不得不落入「吃中央補助」的境地。

台東人一輩子都不會奢望像台北人、台中人、台南人、高雄人那樣的有朝一日入主中央,但他們卻不得不接受中央的統領。而中央呢,由於視台東為大台灣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斷的提供補助、不斷的安撫那兒的住民,期望換得他們的感恩及穩定。

放大一點看,這是不是有點像中國對台灣的態度?中國對台灣獨立的態度,是不是就像台灣對台東獨立的態度?

台東地方有責無權

如果我說,台灣的中央/地方意識形態以及作為,其實很中國;台灣的生產力、創造力瓶頸,就在「中央補助地方/地方依賴補助」的惡性循環,其實很中國,你會不會很氣憤?如果我說整個台灣人民越來越像台東人民,你會不會拂袖而去?

抱歉抱歉,玩了這麼一個腦筋急轉彎遊戲。真正的意思是,台灣正在急速自我偏鄉化、自我邊緣化,而台灣其實不必這樣。台灣其實還很中國,玩大政治的抓著「中央」的概念不放,主要財政由中央統籌分配,玩小政治的扒著「地方」的概念不放,日日喊窮要補助;日久天長,惡性循環。這樣下去,如果有一天台灣的中央政府的補助發不出來,你猜誰會來發補助?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地方政府拿不到補助,你猜地方會向誰討補助?

你和我一樣聰明,你猜對了!

在20年前台灣解構了黨國體制,今天必須開始解構「中央用補助控制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中央有權無責、地方有責無權」的中央/地方體制,以10年為期。這任務包括了大幅縮減行政層級、大量縮編那超過美國、中國的中央部會數量。財稅結構上,應該大幅回歸地方政府,配以大尺度的政策鬆綁。有財稅專家會說,那樣台北就會肥死,台東就會瘦死,但我覺得那是不敢開放現代金融工具之下的無謂擔憂。例如,可以仿效現代「國家主權投資基金」,成立「城市投資基金」,並立法要求六都的「城市投資基金」投資落後城市。我相信,由台北市來投資台東,其效能及結果會遠超過由中央來認養補助台東。

台東真是個好地方,拿掉中央政策的手銬,讓它發展吧。台灣真是個好地方,卸下自我銬上的手銬,讓台灣發展吧。

打破「人口國安」的迷思

台灣人口減少,不但不是國安威脅,反而是國安機會;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用「理財」的觀念來「理人口」。

台灣人晚婚,婚後少子,社會及政府將其視為國安層級的問題,理由不外乎:老化比例增加、下代年輕人養老負擔加劇;工作人口減少、稅收基礎縮小;青年變少,社會活力下降。

台灣應調結構,應降總量

其實,這三項擔憂都是結構性問題,而不是絕對數量的問題。以3萬六千平方公里面積,但實用面積不到三分之一的台灣,2300萬人口除以可用的一萬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經大大的超負荷。

因此,台灣的人口結構要調整,但總量最好下降。理想的說,以台灣的地理承載力,1500萬人不算少,1800萬人就太多。台灣的人口幸福策略,可以歸納為「一調一降」,調的是結構,降的是總量。

對少子化的擔心,說穿了就是擔心高教育的有錢人少生,而低教育的窮人猛生;由於政治的正確性,大家不明言罷了。換個角度看,如果政府能夠保障基礎教育的普及合理,這難道不是個窮人翻身的機會?這是個有錢人多交一點稅、政府預算重新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個生育問題。如果有錢家庭只生一個小孩,不願多交一點稅,卻又逼迫政府將預算和國教政策向精英傾斜,那麼少子化就真得變成國安危機了。

人口老化後的負擔問題,說穿了還是一個偽命題。台灣已經藏富於民多年,80%的家庭擁有自有住宅,這些居有其所的家庭,隨便親友一湊就是百萬現金;台灣也許政府窮,但民間並不窮,所謂負擔問題只是一個願不願意多交一些稅、信得過信不過政府統籌分配的問題。試問,經常向政府喊窮且抱怨不公的普通人中,家人擁有兩棟以上房產的人有多少?再問,做小生意而不開、避開發票的商家有多少?台灣人的習性是「有肉蓋在碗底吃」,絕大多數家庭撫養老人不成問題。

台灣改不改?才是問題

至於青年變少、社會活力不足的擔憂,這是一個移民政策的問題。移民國家如美國,從來不擔心其社會活力不足,只會擔心其社會活力無處釋放。小國如新加坡,也是一樣。台灣排斥外來人才,只敢進口外勞或弱勢移民,社會還歧視新移民子女,這使得台灣的人口結構問題惡性循環。日本已有前車之鑒,台灣還往這封閉的怪圈裡跳,可說是蒙了眼。

台灣有真正無助的人民,例如苗栗教養院中被虐毆的那一群,如偏鄉孤苦無依的老人,如地質惡劣的偏遠山區的兒童,如基隆棚戶區被社會遺忘的居民,但他們的存在,永遠上升不到國安層級。台灣的普遍道德標準,其實很低落,低落到只有死了人,才能激起群憤。入學人數逐年減少,但學校數目不減反增,有的為了吃政府,有的為了囤地皮,有的為了一己的社會地位,大家卻晚上還睡得著覺。

報載五都的人口磁吸效應,待桃園成為第六都,數年後台灣人口的70%將集中於六都,剩下的30%散於17鄉,而他們多為生存自保能力較弱的一群人。若不因應,這只能有兩種結果:政府財政破產,或者台灣正式進入強欺弱、大欺小的時代。

人口問題,其實是台灣其它問題激盪作用下的一個現象。舉一個極端的刺激思路的例子,如果台東是一個獨立的20萬人口小國家,它可以怎麼做?我保證,它的人民可以活得比台北市民滋潤得多,人均GDP超過台灣兩倍。它可以成為免稅天堂,它可以精挑國際渡假公司、國際原生派設計師,將台東的原生文化保育到極致。澎湖呢?屏東呢?花蓮呢?台灣若有地理人口的問題,那是因為中央政治綁架了地方政治,地方人士綁架了地方資源,都市中吃飽飯沒事干的人綁架了偏鄉吃不飽沒事干的人。

國安威脅?不投資最好的基礎教育、國教精英化、排斥外來人才、鎖國的移民政策、富人不願意交稅繳費、逃避營業稅,才是國安威脅。如果台灣人的公民水平提高,逃稅的地下經濟降至20%以下,精英學校不吃政府補助而由家長負擔,基礎教育優質平權化、開放外來人才、吸引優質移民,那麼,人口總數的下降對台灣就是個國安機會。

若在自然定律下,人口總數降低以及人口結構優化,甚至需要上百年,但現實上台灣的人口危機就在20年之後,沒有百年的時間。這裡的關鍵,還是在台灣是否允許所需年齡、專長,策略的引進及移出人口,讓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生不生,不是問題,改不改,才是問題。

夥伴關係 :台灣還沒跨過的門檻

夥伴關係(Partnership)這名詞,在台灣老早就喊得震天價響;商學教育中強調它,媒體上推崇它,連政客們都可信手拈來使用它。但是,台灣真的吃進了夥伴這概念嗎?

當你使用臉書或Line的時候,你感覺它們是你的「供應商」,還是你的夥伴?當你去星巴克喝咖啡時,你感覺這家店把你當「消費者」,還是夥伴?

當台灣的官場、政場人物說話時,你感覺他們的心態是「父母官」,還是你的夥伴?當台灣老闆給你高薪及獎勵時,你覺得他是在把你當「得力幹部」,還是夥伴?

只會買低賣高怎會有未來?

上世紀的狹義全球化中,講究的是上下游鏈條關係,頂多可稱之為「合作關係」,其本質還是規範及服從;但在21世紀的廣義全球化中,講究的是各方原動力的匯流,而不是某方的控制及某方的服從。花錢的人不再僅僅是「客戶」或「消費者」,而是企業成長的原動力參與者;投票的人不再僅僅是「選民」或「老百姓」,而是政策原動力的參與方;發薪水的人不再是「老闆」,領薪水的人也不僅僅是「員工」,而是企業中的夥伴。

當今世界,大家都在克服自己的舊觀念,轉化成為夥伴觀念。因此,歐洲各國試圖以夥伴關係打造歐盟,甚至美國在霸權手段中也試圖融入夥伴的作風;Google的Android系統,設計本質上就把其他廠商及用戶當作夥伴,夥伴強,它也強。

而台灣呢,政府現在還處在「我是來照顧百姓的」階段,企業還處在「老闆/員工關係」的階段,商業概念還處在「把客戶服務好」的階段。再過十年,當「夥伴效應」持續在廣義全球化潮流下發酵,台灣與世界的差距將越來越大。

如果政府是來照顧「百姓」的,而不是「公民」自治的夥伴,那麼政府只能越來越臃腫、越來越窮困,而人民也就會越來越像嗷嗷待哺的子女。如果企業家還把人才當「幹部」,不管薪水多高,真正的人才遲早都會出走甚至背叛。如果商家僅止於「把顧客服務好」而未能使顧客願意成為你的夥伴,這商業就無法全球化。

夥伴關係有個天敵,那就是「零和」(Zero Sum)的心態 : 桌上的飯就這麼多,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零和心態,可以解釋台灣為何在上世紀的貿易全球化中贏得那樣漂亮。貿易活動,本質上就是做買賣,講究的是買低賣高,只有懂得玩零和遊戲的人,才能做一名成功的貿易商。

零和遊戲已經玩到盡頭

到了生產鏈全球化的時代,台灣人依然可以生存和發光,因為台灣的位置在供應鏈的低端,只要在成本上打敗競爭對手就可以了。台灣保持成本優勢的方法很簡單,老狗玩不出新花樣,還是靠著玩零和遊戲,只是這一次零和遊戲的對象不是外方,而是對著自己人而來 - 壓低員工工資。當成本壓力越來越大時,台灣人祭出的武器,你猜對了,還是零和遊戲,他們把工廠搬到大陸去,那兒的人力成本低。

現在,零和遊戲已經玩到盡頭了,因為全球化已經進入了廣義全球化的新階段。金融、人才、資訊、世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已經不在零和遊戲的領域內了。零和遊戲之外的遊戲,台灣人不會;少數想要突破零和領域而進入品牌、生活方式領域的公司,例如宏碁、BenQ, HTC,至今還未掌握徹底打破零和心態的門道。

台灣所謂的經濟轉型,在擺脫不了零和遊戲習慣的情況下,顯得非常的蒼白與無助。人才上,只歡呼台灣人才在外國出頭成為「台灣之光」,不高興看到外國人才在台灣發光;金融上,只希望別人對台灣開放,不允許台灣對別人開放;薪資上,最多只允許國際人才在台灣拿台灣人的薪資,台灣人低,外國人才在台灣就必須低。

如此,誰會把台灣當作夥伴呢?找不到夥伴的台灣,只有回過頭來將零和遊戲進行到底,自己人搶自己人,或者以公平正義之理念,強迫自己人吐出嘴中之肉。

今天的台灣,距離廣義全球化的紅利越來越遠,但許多人渾然不覺這裡面有關鍵性的心態問題。那一天台灣開始懂得用夥伴心態對待世界,那才是台灣再出發的起點。

層級式體制文化:台灣的致命傷

以生產價值鏈為核心的狹義全球化,在20世紀末期已經定型;步入21世紀後,世界進一步邁向廣義全球化,也就是腦動力、金融力、世界觀、價值觀的全球化。這一轉折,當年靠著勤奮勞動力、智商力的台灣,馬上就出現力不從心的老態。直到今天,台灣還幻想著依靠它的勤奮和智商重振雄風。

近幾年來,台灣開始出現懷念蔣經國現象,即使是國民黨死對頭的極綠人士,也只會批判蔣經國的政治作為,沒有人敢於否認蔣經國當年的經濟作為。這種「舊情綿綿」,正好凸顯了台灣還沉迷在狹義全球化的「當年勇」心理狀態,而未意識到今天要在廣義全球化的競爭中,台灣過去的長處已經遠遠不夠用了。

台灣「階梯」機制非改不可

台灣要進化,絕對不只是簡單的「心態」問題,而更是「體制」的問題。當然有人會說,心態不改體制就不會改,但無論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終歸來講,體制不變,台灣就只能懷舊而不能前進。

「體制」一詞有諸多涵義,這裡指的是「政府」在台灣的角色,還有普遍存在於台灣各種官方、民間大機構中的「階梯」機制,此處先論後者。

管理學告訴我們,在階梯(或層級)組織文化下,只會出現服從與循序漸進。在上世紀的狹義全球化中,服從及循序漸進正好是全球生產價值鏈下的最佳美德,因此台灣脫穎而出,因此蔣經國得以扣緊世界潮流而發揮。但是到了廣義全球化的時代,這兩種當年的美德,卻變成了停滯的惡因。

今天台灣的年輕人,既不願意服從也不願意循序漸進,但是社會上的體制,無論是政府體制還是民間企業的體制,卻還是階梯層級式的;年輕世代的活力與社會體制驢頭不對馬嘴,因此只能往微型個性化的方向找出路,例如投身於幾個人就能成事的美食生活,而不願意投身於階梯型的組織。

台灣目前的現狀是,階梯式文化的慣性吸納了過量的社會能量及資源,越來越臃腫,而不甘於階梯文化的那一群社會力量,尤其是年輕力量,越來越在地小型精緻化。結果就是,台灣越來越缺少參與廣義全球化的能力。

壞學生才可能打破老階梯

另一方面,台灣的政府,無論在民進黨還是國民黨時期,都是階梯式的權力組織文化;當然,在這方面,國民黨尤其厲害。當今台灣政府,既沒有蔣經國時代的條件,也沒有因應當前世界的彈性,即使有若干具有適當世界觀、價值觀的人士入閣,卻也逃脫不了階梯文化下的詛咒,往往落到「武松進去、肉鬆出來」的慘局。因而,政府這機構反而成了台灣參與廣義全球化的絆腳石。 階梯體制的文化,服從及循序漸進,講到底就是做一個「好學生」。在全球化僅僅是生產鏈的時代,台灣的氣質著實做了一把好學生,也得到了相應的好成績及獎盃。像蘋果公司的史蒂夫賈伯斯、臉書的馬克祖客伯這樣的調皮搗蛋、不服從、拒絕循序漸進的壞學生,在階梯體制下是無法生存的。但是,讓我們放眼今天的世界現實,這是一個壞學生當道的時代,因為只有壞學生才可能打破老階梯,進行破壞性創新。今日即使蔣經國再世,也必須先改變體制,才可能有所作為。

當今全世界的媒體中,只有台灣媒體還在用「亞洲四小龍」這個名詞;當台灣還在懷念狹義全球化時代的榮光,動不動就宣佈自己要做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時候,鄰居們都只敢偷笑。在當前廣義全球化的時代,核心的競爭技能是「去中心化」、「網路結點化」,講究的是人才、資金、資訊上的「魚幫水、水幫魚」雙向融合狀態。在這點上,台灣的心胸與世界觀,差的不只是一點點,而原因就在,這種開放心態,正是階梯式文化下既得利益階層的天敵。

台灣若要再創奇跡,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當然,這種叫法太「壞學生」,好學生會叫它為「文藝復興」。革命也罷,復興也罷,反正階梯式文化就是台灣停滯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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