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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曾經做過這樣一段表示（大意如此）：過去的中國人寫的中國歷史，都是民族史，都是自己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而我致力於從世界史的架構來撰寫中國史。

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卻足以撕開人的眼罩：原來，「中國」這個地方的人是那麼的自我中心；自戀是「我」，自憐也是「我」，只有傾軋或仇恨時才有「它」（參照許先生畢生力作《我者與它者》）。

這篇文章想談的其實不是中國，而是台灣。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微調」，產生如此爭議，在政治鬥爭的鏡花水月之下，鬧的其實是個「我是誰」的問題。一旦問「我是誰」，自然有個「它」；「它」不是「我」，它要強加於我，那就有我沒它。

台灣藍綠各黨都很中國

走一趟歐洲，就知道台灣有多麼的中國；藍的中國，綠的也中國，大概只有原住民和東南亞新移民新娘不中國。歐洲歷史上的戰爭和屠殺，比起中國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哪個「民族」或「國家」沒有殺戮過其他民族或國家？但是文明進展到這一步了，現在的主流意識是「公民社會」；社會的治理和秩序，大家都有意識的「歷史歸歷史，現在歸現在」。歷史部份公開透明，還有餘續的，有肩膀的男子漢（或鐵娘子）出來真心道個歉，仇恨放不下的，依法律程序處理。至於「現在」的部份，對不起，大家的公民權一致，管你爸來自海洋或阿爾卑斯山，血緣是湖南還是日本。

歐洲今天的體制，只允許「公民社會內部矛盾」，而不容許「敵我矛盾」。這並不是說，今天的歐洲不存在「敵我矛盾」，而是其體制、法律、普遍公民素質，都可以起到煞車的作用。隔著半個地球的中國，至今還在用「敵我矛盾」治理國家，現在眼看著威權之後、本來有希望走上公民社會的台灣，竟然無能擺脫自戀、自憐、有我無它的狹隘「民族式」史觀；所謂的「台灣意識」竟然只是「中國座標」和「日本座標」之間的糾纏，「從本土歷史看國民黨」和「從國民黨歷史看台灣」之間的敵我鬥爭。您說，在思維水平上，台灣是不是很中國？

高中歷史教科書的課綱，應該跳到世界史的高度，徹底的大調整。而現在的課綱，連亞洲史的高度都沒有；在台灣島上的教育部，從第一天到今天，都還是某種「自我中心意識形態宣傳部」，誰執政誰提供史觀的原始部落。

台灣青年，已經進入世代翻轉，不幸的是，他們沒有機會嵌入世界青年世代的翻轉動力，而是陷入了自憐、自戀、有我沒它的「類中國傳統」模式。此點不破，台灣沒可能進化到公民社會，不過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罷了，換政府，就是換部落長老。學術界、企業界，紛紛圍繞著長老政客打轉，被犧牲的是整整下個世代。

跳出台灣看台灣

台灣陷入目前狀況，自然有其地緣因素；倘若不是地緣，無甚資源的撮爾小島，西班牙人、荷蘭人不會建寨，康熙不會攻它，日本人不會來，國民黨不會來，今天美國人也不會關心它；幾十萬人要獨立，早就獨立了。那時，哪有什麼課綱問題，大榕樹底下說說書、講講古就可以了。

既然地緣因素在過去決定了台灣的命運，台灣就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組成部份之一。台灣雖小，但是完全有資格、有必要從世界史的高度來了解自己、評價自己。但是，今天的台灣人膽子太小了，小到了只敢想台灣，不敢想世界，幾乎到了「村子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的地步。此時此刻，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應該徹底擺脫「民族史」（不管哪個「民族」），以「地緣史」替代，從世界的互動歷史來培養從小學開始的孩子，中學生、高中生就更不用說了。雖然不能和歐洲的數千年地緣歷史比較，但以荷蘭人1624年建寨起算，台灣這個海島近400年來「被參與」世界的歷史也很豐富了，何況還有先民和南半球之間互動的史蹟。

「官定課綱」這玩意到今天還能生存，抱歉地說，這是歷史學界的恥辱。而歷史考試只能有一種正確答案，更是全體社會的恥辱。其實，只要出現十本真正能「跳出台灣看台灣」、具有世界史觀的台灣史大作，有沒有課綱也就無所謂了，或者說，具有共識的課綱也就會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十年之內，不知道台灣的史學教授、老師，有沒有能力及膽識辦到？

苗栗發不出薪水，縣長勤跑中央討「紓困」，中央這次不直接給錢，改為「接管」苗栗縣財政。以上敘述，看似平淡，其中卻藏著台灣未來出路的天機。先切換到一個疑問：美國密西根州之下的底特律市，當年破產時為何沒向「中央政府」討錢，甚至沒能向州政府討到錢？當年加利福尼亞州瀕臨破產，也沒向「中央國庫」求援。

「中央」是個集權的概念

美國沒有「中央」政府，美國只有「聯邦」政府；「聯邦」是個自治的概念，而「中央」是個集權的概念。「中央／地方」體制來自幾千年皇朝傳統，在中國一直沿用至今。台灣在歷史因素下也沿用了它，在早年「一黨專政」的境況下，這體制也確實發揮了治理作用，但到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時代，這體制與民主之間的矛盾及扞格，徹底綁死了台灣的下一步發展。

在這體制下，「自治」是個偽概念；有「中央」這大家長在，好也是它，賴也是它，哪可能有真正的、權責相符的「自治」？就像生活費由父母統籌發放的一群兒女，能說他們是自我負責的人嗎？

苗栗縣鉅額負債多年，現在到了發不出薪水的地步，台灣社會、媒體追問的方向是：中央該不該支援地方，地方高額負債中有沒有弊案，哪個黨、哪個人執政才比較不容易負債等等。沒見到一個媒體、一位學者、一名政治人物在追問：為什麼台灣的「地方」政府從未「破產」過？憑什麼中央政府有權「批准」地方政府的「預算」？超過預算的，又憑什麼可以以行政「劃撥」或「補貼」？這部份算不算「債」，債權人又是誰？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如果不能堅實得座落在「權責相符的自治」之上，那麼就可能是毒藥。二十年前台灣邁入民主時代，然而卻未相應的調整體制，鮮有人意識到，民主配上傳統集權體制下的「中央／地方」，就是一副「死亡藥方」。在這藥方下，台灣發展出了「中央以財政脅迫地方、地方以選票挾持中央」的政治特色，形成了「上下相交賊，左右來回推」的普遍亂象。

沒有地方可再「吃中央」

如何解構「中央／地方」體制？曰：邦聯內閣體制，也就是把台灣的權力結構轉化為邦聯結構，將「權力分散自治」、「權力制衡」、「權責相符」的原則貫穿到邦，使得各邦沒有「中央」可吃，逼迫各邦「轉大人」，聯邦政府以及聯邦議會只需處理國防外交還有統籌「邦際」事務，邦內財務實施「自負盈虧」，邦內事務「權責自負」。為了不陷入法律制度的繁瑣，可限制邦議會的立法權限，民法、刑法、公司法等等都承襲目前的「全國一套法」精神。

這套體制，即使不能一蹴而就，至少先在邦聯的精神下進行施政。第一步，便是以六都為核心，將周邊城縣資源整合為六個虛擬的自治邦，國家財務稅收朝向「邦自治」方向移動。未來，由「中央／地方」體制轉變為「聯邦政府／邦政府」，內閣制貫穿全國，邦有邦內閣，聯邦有聯邦內閣，總統裁撤或者虛位化成為精神領袖。

前陣子出現了「內閣制救台灣」之倡議，然而若不打破「中央／地方」制，即使轉向內閣制，恐怕只是換湯不換藥：切除了「中央」的癌細胞，保留了「地方」的癌細胞，台灣還是不會好。因為只要資源集中在「中央」這個朝廷統治的變種，雖然可以「改朝換代」，但只要「中央／地方」的集權體制存在，政黨就抵禦不了「誰執政誰通吃」的奪權誘惑，各級代議士及政場玩家就難免以「吃政黨、吃政府」為人生大志了。

或有人說，若沒有一個「中央」來管束「地方」，「地方」會如脫韁野馬，桶出比苗栗或高雄更大的簍子。坦白說，這是倒果為因的邏輯，有如幾年前某香港大牌明星評論台灣的民主亂象時所說：（台灣民主亂象證明了）中國人就是需要被管。台灣人沒有真正自治的能力嗎？改變了體制就會有。改變體制之後，人民用腳投票，各邦用各自的政策來吸引人群，沒有人可以用「吃中央」來過日子。台灣唯一能夠終止「地方政府希臘化」的辦法就是改變體制。

至於中國對台灣改為「邦聯內閣制」的反應會如何？其實不用管它，因為中國自己正在為了現行體制「不改就死」而坐立不安，台灣的邦聯內閣制，正好給它一個啟發、一個示範，搞不好將來會從「一黨專政下的中央／地方」體制走上「中國特色下的類台灣邦聯內閣制」，也未可知。兩岸之間，讓制度開始競賽吧。

（作者按：應德國學界邀請，今年四月下旬赴法蘭克福，柏林，杜塞道夫三地演講，本文為節錄）

今天的台灣沈溺在中國的強大「氣場」之中，幾乎每一個層面，包括「我是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座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台灣人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爭取「被承認的國家身份」（Statehood）這件事上，或者「主權」（Sovereignty）上。

我個人則認為，不論是「和中國統一」的觀點，或者是「脫離中國獨立」的觀點，都是一種「舊世界」的觀點，台灣如果能夠擺脫這種舊觀念，其實就可以走入一個新世界，前景豁然開朗。

台灣是「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

雖然在國際政治上，自從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國際」上承認台灣的國家身份（statehood）的國家只有20幾個小國，但是過去40年來台灣已經為自己爭取到了非常不錯的「非（被承認）國家的世界地位」（non-state world status），例如，台灣的經濟在全球排名第17位，台灣的護照得到了135個國家的免簽地位，全球排名第25。即使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不能容忍台灣在世界上享有這種事實上的（de facto） 「非（被承認）國家地位」。而台灣自己，竟然也不太珍惜這種事實上的地位，而一直糾纏在「統、獨」二分法上，把大量寶貴的社會動能耗費在這無解的「中國結」上。

台灣必須走出一條突破當前「國際格局」、卻又對人類有利的出路。你可以說我是一個當今國際秩序的批判者；或許很多人會說我天真，但是我真的不相信一個以權力（Power）為基礎的國際系統，還能夠支撐地球上人類的活動多久。我承認，權力是維持任何一種秩序的必要條件，但它絕對不是充份條件。在全球性的世代交替之下，世界的格局，包括歐洲的格局，不可能再僅僅依賴「硬權力」（hard power），而多半還得靠著「軟實力」（soft power）或「巧實力」（smart power）。在新格局下，台灣可以以一種新型態的方式而存在，並在世界上扮演一種嶄新的角色。

或者，換一種方式來形容一個未來的台灣：一個「後主權時代」（Post- Sovereignty）, 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Post- Westphalian）的「後主權世界國家」（non-state , post sovereignty world country）。我們都知道，「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凝聚於1648年的歐洲西伐利亞會議，地點就在今天德國的奧布納布律克（Obsnabrick） 和明斯特（Minster）。雖然主權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看起來還像是主流，但它是一個已經用了將近400年的殘破老工具了；我們不敢想像，30年後的世界秩序依然以「主權」為唯一的座標；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地球暖化、金融危機、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甚至於今天正在發生的「伊斯蘭國」（ISIS）、地中海難民潮，都不是現在的「西伐利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所能解決的。而且事實上，歐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西伐利亞秩序」的檢討。

台灣和許許多多小國家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台灣和其他受害小國之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台北和北京的弔詭性關係，可能使台灣在自我努力之下，在亞洲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兩岸關係。這件事倘若發生，乃是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的。

台灣有機會改變中國

雖然，在當前的氣氛下，北京不會同意、甚至完全沒有能力去意識到這個方向、這種可能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正在進行一場建國60年以來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中國也正在尋找它的文明出路。除了最近的100年，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根植於「西伐利亞思維」的國度，它對世界的傳統價值思維是「天下思維」。中國今天強烈的「西伐利亞思維」和「民族主義思維」，其實是在接觸西方的不愉快經驗之後才產生的。

不論如何，中國已經變成了今天的中國，一個令人疑慮的中國，一個世人不知道它下一步要幹什麼的中國。中國的作為必然會改變世界，但是請注意，台灣的存在有機會改變中國。這並不是講台灣可以教育中國，而是說台灣社會的經驗，不管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都可以成為中國的一面鏡子，而這個「鏡子」的角色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扮演。在台灣這面鏡子的對比提醒之下，當中國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必須走出「被逼出來的民族主義」，而重新由「天下觀」來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天下的角色之時，它除了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其他參考座標的。那時，聯繫台灣海峽兩岸的就不再是西伐利亞式的「統、獨二分法」，而是某種「天下關係」。

中國的執政黨心中非常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它固然可以使中國崛起，但是它不可能是中國穩立於世界的基礎。不管是基於歷史理由、現實理由，還是文化感情的理由，中國遲早會重續某種「天下觀」的舊緣，哪怕只是一點點。當那機遇發生時，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最好明快的掌握住那時機，協助中國以一種更優雅的姿態融入世界。

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歐洲責無旁貸。而台灣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有一個獨特的角色。一種「後主權」或「非主權」（a-sovereignty）的台灣海峽關係，那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下一波，將是一個促進器。台灣可以變成整個中文世界內的政治文化的指標，因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優點和缺點，正在台灣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南太平洋文化產生火花，而這正是中國在這個世紀融入世界之時所急需的多元參考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