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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紹一個我設計的「經濟行為學」實驗，結果屢試不爽：找一群朋友來暢談生意點子，如果大家越談越入港，此時拿出一張A4白紙，裁成小塊，每人發一張，然後請大家不具名的寫下自己得佔多少股份比例才感覺這事值得自己投入。紙張收回，統計所有人的期望比例總和，沒一次例外的都超過100%，至少也有150%，有時還到達200%。但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都只有100%，大家看了之後，都哈哈一笑，說喝茶喝茶。

讀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所謂「經濟政策」，說到底都是一種對人們的「利益期望值」的管理；這是經濟政策永遠擺脫不了政治考量的根本原因。舉凡稅制、財政、貨幣政策、土地政策、補貼政策，招商政策，物價政策，無非都是對全民或特定族群的利益期望值調整，以期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使得經濟活動可以有節奏的進行，不至於發生擁塞或斷裂。

全民的利益期望值高漲

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今天全世界都陷入了過度的利益期望，用街頭語言來說，就是人類陷入了「貪」。但上天給每個國家的資源條件是不均衡的；美國、中國、巴西、澳大利亞所擁有的資源，即使人民都貪，但距離真正的超載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而像台灣這樣資源條件的國家，盤子太小，若人人都貪，總體利益期望值很快就會超出承載能力。然而，國家小不能是超載的藉口，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小國已經證明期望值是可以被管理得很好的，例如新加坡及北歐小國。

經過了上世紀二十年間的大嚼大啖，今天台灣的經濟陷入困境，根本問題在於，除了那些幾乎被社會遺忘的真正弱勢者之外，所有的族群不分官民、不分貧富、不分行業，都已經進入了利益期望值的超載狀態。在這件事上，政府及民間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政府方面，多年來猴急的將經濟政策當作選票工具來用，導致了全民的利益期望值高漲；民間方面，多年來「吃政府」的習慣，加上以「相對剝奪感」掛帥的鼓噪，竭澤而漁或有果子就摘，導致魚永遠長不大或永遠沒有成熟的果子可吃；這是台灣的共業。

台灣寶島正在超載

在今天台灣社會「什麼都抗爭」的現象中，除了少數真實的慘劇之外，多數事件都有利益期望值超載的背景。例如，在人口超載及土地不足的雙重壓力之下，房地產的價格高漲，導致政府、建商、土地所有者、買房人，每一方的利益期望值都隨之高漲，超過了合理水平。政府走上了土地財政，期望由徵地轉手獲得超值財政收入，建商期望超值利潤，土地所有者期望一年漲三倍，買房人期望五年漲兩倍。結果就是都市更新停擺，區段徵收難行，民間囤地不放，空屋率高漲。一方面台灣島上可用土地本就稀少，另方面大量經濟資源被凍結在閒置土地以及閒置建築物的鋼筋水泥之上。這些在期望值超載之下被凍結的資源，原來可以用來進行高附加值的生產活動，以平衡社會中的其他期望，例如工人的薪水提升。

對利益的期望，本來是經濟運轉的發動機，但是當它超載之時，竟然會變成經濟運轉的障礙，這是人類的新課題，尤其是台灣必須正視的當務之急。

承載力超限不遏止，終將出現駱駝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垮的厄運。可以用來做比喻的景象還很多，例如，一條超載的船，究竟上到第幾個人，才會沈沒海中？再如，一架飛機究竟要載到多少噸才飛不起來？台灣這個寶島，在土地、人口、國防、政府成本、人民心理承受力等壓力相互作用下，運轉的空間越來越小，其中一部分人感覺現況還能接受，但是若超載之風不遏止，遲早所有人，包括那些現在還感覺良好的人，都脫逃不了整體系統停擺的厄運，到時社會自殘的猛烈程度，勢將遠超過今天大家所見到的。

十二年國教填寫志願的風波鬧得群情激盪，開始有人追問一個問題：究竟是葉世文的官商貪腐現象危害台灣多一些，還是教育政策的「胡搞」危害台灣多一些？

國道收費員安置不順，演變為勞團帶領收費員在交通部前面搭營安寨，有人追問：這是企業欺負善良平民，還是公務部門失職，還是刁民鬧事？

「小島穿大衣」負擔沉重

台灣的大事小事，幾乎無一例外，都牽涉到公務員體系。在「人民自治」的觀念下，公務員體系本來應該是配套機制：人民決定方向和目標，公務員體系予以細化，保障執行的效率。然而，在強大的傳統「官民結構」慣性之下，「官」把平民當作管理對象，而「民」把官當作提供照顧的義務方，官民永遠站在對立面。

更糟糕的是，台灣目前處於「官民兩超載」的狀態。2300萬人口，對於3.6萬但是只有1.2萬平方公里可用面積的台灣，早已超載。倘若台灣人都把官府視為提供照顧的義務方，那麼這個官府得多大？官府怎能不被吃垮？

「官府」在台灣也早已超載。中國在大清末年，平均每72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也就是政府人員，這比例在今天的中國是每 54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遠惡劣於大清。而台灣呢，銓敘部的公務員數字是38萬人，但若計入所有其他「吃皇糧的」，例如國營、國控企事業、種種亂七八糟的官方財團法人、基金會等等，總數應該接近50萬人。以2300萬人口相除，今天台灣每46個人民養一個「吃財政」人士，負擔比中國共產黨政府還要重。台灣怎能不被這件「體制大衣」吃垮？

台灣現在流行「相對剝奪感」的價值觀，那就是「平均主義」，只要別人分到的比我多，我就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公平正義」就不存在，抗爭就有理。於是，各個族群團體要求「對等」，政黨在選票壓力下，也只能做加法。加來加去，台灣成為一隻等待最後一根稻草的駱駝。

台灣是政府、公民「兩不正」

如何打斷惡性循環？不動手術恐怕是不可能了。那從哪裡下刀呢？當然是「吃皇糧」的體系。

第一刀，應該是那些「盲腸」性質的官方財團法人、基金會，也就是「靜靜吃三碗公」的那些單位。他們在哪裡？這太簡單了，只要允許，社會一個禮拜就能把他們全部指認出來。

第二刀，應該是國營企事業單位中的冗官冗員。第三刀，就是「公務員」體系中那些被民意代表硬塞進來的人員，還有那些一天工作不到4小時的老油條，更不用說那些佔著位置、遂行私事的寄生蟲了。這三刀，都是領導們的事，也就是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的責任，如果說難做，那麼要你們幹嘛？

三刀下去之後，把台灣調整到每100人負擔1個公務員的水準，就可以來談公務體系的效率問題了。台灣社會變遷越來越快，但公務的老舊體制規章不動如山，就像新身體裡面的舊器官。舊器官已經接收不到新身體的信號，還在向無用肌理或者肥肉部位供應養分。偶有新銳公務員想要革新，卻都落入「有功無賞、打破要賠」的尷尬境地。

處理了「官」這一面之後，就可以處理「民」這一面了。平民首先要認識到自己不是「老百姓」，而是「公民」，「政府」是用來配套自治的，不是用來吃的。認為「人生靠政府」、「政府永遠欠我」、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即使不變成善棍，也終究不脫愚人。

現下的台灣是政府、公民位置「兩不正」。官商勾結、政策失能、部分人民靜靜吃政府、部分人民只能刁鑽，其來有自。傳統的官民結構在一個超載的台灣上，「官府」出惡棍，「民間」出善棍，豈是偶然？

所謂的「藍綠惡鬥」下的民粹，已經越來越是一場廣義的「靠不上體制吃飯的人」和「靠體制吃飯的人」之間的拉鋸戰爭。廣義的後者，包括了鑽體制漏洞的企業主、靠俸祿為生的族群、靠補貼致富的機構和個人；而廣義的前者，就是佔人口大多數的自力更生者。這是一種基於體制的階級鬥爭，與西方資本主義中基於私人財富差距下的階級鬥爭，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多人轉向利益型從政

台灣的媒體不學，經常順手的把台灣平民對貧富不均的不滿，與西方的「99% 對 1%」階級抗爭現象之間劃上等號，那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導。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至少還是出於富人的不斷自我努力或創新，其體制或有推波助瀾之罪，但通常不是富人財富的直接來源。反之，在台灣，許多富人的財富直接來自體制。這問題很複雜，但是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探其奧祕。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政商關係，多半是「商而優則政」，最突出的範例就是前紐約市長彭搏（Bloomberg）,他在經營實業、富可敵國之後，從政玩一把。台灣的大政府體制下的政商關係，則基本上是「政而優則商」，意即從政的目的在於吃政府，或帶著一幫意圖在財富上雞犬升天的弟兄們一起吃政府資源。從政這件事，自從解嚴之後，已經由理念型從政轉向利益型從政，成為窮人翻身或窮士翻身的終南捷徑。君不見，多少原來是小老闆的人藉著體制而翻身為大老闆，多少原先是窮公務員的人30年間靠著微薄俸祿就能聚積萬貫家財？多少原來清寒的聰明人通過選舉從政就能「一世為民代、三世不愁吃穿」？

台灣的貧富不均及其帶來的民粹，其罪不在資本主義，而在前述的黨府體制以及大政府體制。賴到資本主義頭上，有點自我貼金了；台灣，離資本主義的精神以及法治還差得遠著呢。

然而，已經形成的台灣式民粹，確實在消耗台灣的老本，它是一場惡性循環，它讓靠體制吃飯的人生出濃厚的危機感，因而出招保護體制，甚至產生「能撈的時候就先撈」的零和心態，這又進一步加深了民粹的情緒和道德訴求。

台灣三反：「反智力、反專家、反邏輯」

更不幸的是，當領導人無能、政府團隊失能之時，民粹只會更加極端。台灣，現在就處於這種狀態，它對社會的傷害巨大，並有可能再也走不回來。台灣式民粹之下，台灣已經邁入一個「三反」的社會：「反智力、反專家、反邏輯」，這點又與西方諸如「佔領華爾街」的民粹有所不同。西方資本主義下刺激出來的民粹，其理性程度以及論證能力，遠非台式民粹所可及；在他們那兒，民粹是一場智力對智力、專家對專家、邏輯對邏輯的鬥爭。

我們難以想像，在台式民粹之下，台灣可以推動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策。任何議題，都會瞬間無限上綱；壓力之下，已經失能的政府經常未經法治程序就行動，討好了民粹就失信與國際，討好了國際就失信於人民。

還好，在台式民粹的底層，還有下一章所描述的「平民三精神」的依託：「誰怕誰、人不能欺負人、不完全相信權威」。這種台灣原生的精神，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關鍵還是在於體制改革以及價值重設。

古往今來，大國要收拾小國，最陰的一招就是把小國逼到必須「賤賣自己」的處境。烏克蘭，這個土地為台灣17倍，人口兩倍的「准主權國家」，當下就面臨「不賤賣就死」的困境。

烏克蘭GDP為1700億美元，但國家外債就高達1300億美元，其中600億即將面臨到期，包含了欠西方的錢，還有欠俄國的170億天然氣費用。現在，西方經濟自顧不暇，但俄國於去年8月首先全面中止烏克蘭貿易以逼宮，然後年底開出了欠款打7折，另外加貸150億美元的條件，烏克蘭的兩派人士就內亂了，國家就分裂了。

烏克蘭內部分裂而自殘

這裡的教訓是：幾百億美元就可以讓一個國家分裂！烏克蘭土地肥沃，為歐亞三大穀倉之一，金屬礦產極為豐富，軍事科技強大。以其土地、人口、資源來論，這個國家在地球上未來一百年的「價值」，應該至少上百兆（百萬億）美元，然而在大國政治以及內政無能之下，只要用其價值數千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將這樣一個國家納入政治版圖。

如果你是搞大國政治的，這樣划算的事，你會錯過嗎？即使當下不存在這種划算，你是不是無論如何也要製造出這種划算的局面？說烏克蘭只是一個「准主權國家」，那是因為它雖然從蘇聯體獨立出來，但在歷史糾葛以及現實逼迫之下，它的「主權」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在政治市場上只不過值幾百億美元。

烏克蘭雖然曾為蘇聯聯邦一員，但是它並非「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份」，它搞不好還是俄羅斯民族的祖宗。這地方四萬四千年前就有人群居住，還是整個印歐語系的發源地，歷經希臘、羅馬、拜占庭、奧圖帝國的統領以及回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鬥爭，曾經為俄羅斯文化的中心；赫魯雪夫、布列茲涅夫這兩位統領蘇聯達30年的領導人，都出身自烏克蘭。

這樣一個地理上夾在俄羅斯板塊以及歐洲板塊之間的重地，現在僅僅因為幾百億美元現金週轉的壓力，就足以操弄國民，導致內部分裂而自殘，其國民的國家價值感竟然如此不堪。烏克蘭陷入今日街頭火拼死人的境地，看起來還是因為各派政治人物以及國民，在「烏克蘭只能附庸」的宿命感之下，對「如何出賣烏克蘭」這件事沒有共識。否則，若同心協力，何以在極賤的價格下，俄國及歐盟就能如此挑動烏克蘭人，以至事態發展到讓全世界看到烏克蘭人命這樣的不值錢？

小國必須時刻警惕

以小人之心來看，烏克蘭的政治人物在這場「賤賣烏克蘭」的行動中，必然也有私利角色，否則，怎會因為幾百億美元週轉不過來，就走到了屠殺人民的地步呢？相對於烏克蘭的「主權價值」而言，幾百億美元固然是個微不足道的笑話，但是，其中若能帶來幾億美元的附帶好處，對於個別政治人物甚至黨派，卻是個天大的數目，這完全看一個人是從公立場還是私立場看事情。對於沒有見過大錢的小國政治人物或黨派來說，幾億美元的好處費，能獲得它就已經算是祖上積德了，儘管在國家的層次上，那是千分之一的折扣賤賣。

當下的烏克蘭正在賤賣國家，更妙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你我將會見證，這場賤賣還會在「國際」的監督下進行。你說，烏克蘭23年前拿到的「國際主權認證」，有什麼意義呢？這個主權國家的認證，不過是在日後「一翻兩瞪眼」時刻到來的時候，提供了「國際」干預的合法證書罷了。

小國，必須時時刻刻警惕那些可能導致日後「不得不自己賤賣自己」的作為，否則終將一日醒來，發現從那一天開始，鮑魚只能當蛤蜊賣。

中國夢憧憬的意念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100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中國朝廷官制必然腐敗

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影響。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例如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

漢唐夢只是可悲的回頭路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目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