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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手術式顛覆,台灣「公民意識」準備好了?

儘管瘡疤累累及內部矛盾不斷,韓戰之後七十餘年,台灣絕對可稱得上是地球上運氣最好的國家之一。這單從一件事實就可論斷:今年70歲以下的人,沒有經歷過戰火、沒有規模逃難的記憶,也沒有被大量難民湧入的經驗。

臺灣再難置身世外

用這標準測量地球上的所有國家,符合條件的大概兩隻手的指頭數得完。若再加上一些其他條件,例如被金融風暴擊垮、內部民粹衝突流血,兩隻手都不用,一隻手的指頭就數完了。

台灣一般人,因此養成了一種習慣:雖然身處風暴之中,卻冥冥相信自己會落在小風小雨的暴風眼中;明明地球上大戲連台,卻認為自己可以做戲外人,不必被捲入戲中。台灣與世界,永遠隔著一個電視螢幕。

但是,2023年開始,這個電視螢幕將出現無可避免的裂縫,是否演變成破洞,相當程度得看台灣人自己的現實意識是否成熟?地球舞台上大戲的編劇和導演,也會走下舞台強拉台灣上台演戲;台灣人若識相並懂得應變,被安排至好角色的機會就大一些,反之,則扮演壞角色的機率增加。

一句話:台灣人置身事外的餘地已經沒有了,戲外人的小確辛日子,空間會越來越狹窄。台灣人得做出選擇,選錯了,賴不得別人,只能怪自己。

台灣人從2023年啟始的五年,要做的選擇太多了,多到了令安定了多年的人會感到世事如麻——哪裡都是線頭,但哪個線頭都不知道引到哪裡去?從政治站邊的選擇,到產業方向的選擇,到金融匯率的選擇,到國防資源分配的選擇,到內政上是「創富優於分配還是分配優於創富」的選擇⋯⋯

對許多台灣人,2023年也許是充斥著「黑天鵝」的一年。但我必須老實說,你眼中的「黑天鵝」,搞不好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過只是「灰犀牛」罷了。你之所以在2023年意識到黑天鵝,其實代表的只是在2018~2022年份之間你對百米外飛奔而來的灰犀牛視而不見罷了。或者說,你以為那只是電視螢幕上的事、舞台上演的戲。2023~2027年,只不過是電視螢幕壞了、導演/編劇不再容許你拒絕上台演出的代價罷了。地球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顛覆的新時代——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只買票看戲,世界變成一個後現代的劇場,人人不但要買票、而且都要參與演出。

「公民同舟」建構韌性社會

還在拒絕這種後現代現實的一方,只會讓世界達到共識:你根本沒有進入劇場的資格,你就是等著被侵略、被殖民的一方。儘管台灣在過去30年進步了許多許多:自由民主體制上、經濟產業上、文化意識上都是。然而,在真正的「主體意識」上,容我得罪一句: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距離抹去400年近代地緣歷史的「殖民地意識天花板」還差得很遠。這現象濃縮為一句話:台灣人的「老百姓」自我意識,距離「公民」自我意識,還有很長一段路。

壞消息是,2023年是21世紀的人類「手術式顛覆元年」。不只台灣,地球上的任何國家,都已經失去了「內科調理式」的雍容餘地了。政治、經濟、金融、財政、文化的所有灰犀牛都以乾坤大挪移之勢匯聚而來。任何還在期待「明君」或「包青天」的「老百姓意識」社會,都會經不起急症室內的手術快刀。哪個國家的「公民同舟」意識越強——哪個國家就會是浴火重生的鳳凰。

大哉問:台灣會在其中嗎?答案其實在每個人腦中,只要問問自己:我的「公民意識」和我的「老百姓意識」,哪個比較強?

「中央政策」救得了中國經濟嗎?

FOXCOMM

中國經濟是否會垮台這個問題,事關台灣經濟及眾多企業,因此有必要探討。當然,如果中國經濟還沒壞到需要救的地步,就沒有必要寫這篇文章了。之所以寫本文,就是筆者判斷,中國經濟不但已經壞到需要救的地步,而且,任何的「中央政策」都已經救不了中國的經濟。依此判斷,中國經濟的垮台,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何時」的問題。

中國經濟必垮於何時?

「垮台」必須有定義,筆者的定義是:當中國三十來個行政區域,尤其是主要城市,其中的八成都出現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中央也無能通過轉移支付來填補地方財政窟窿,且此狀態持續兩年(8個季度)之後,中國經濟就算是垮台了。

2022年第二季度,中國尚有三處有財政盈餘,若沒記錯應該是上海市、廣東省及深圳市,到了十月份,連這三處都已陷入赤字,全國沒有一個省份、自治區、大城市有自償債務或發行新債的能力,而中央也已債台高築,只能任由地方以光怪陸離的打野食方式或叢林法則自生自滅。伴隨這現象的是稅收支柱的房地產行業瀕臨破產,疫情封城下的百業蕭條,承擔著80%就業人口的中小微企業紛紛歇業或直接倒閉,失業及待業人口接近或超過兩億人,包括2020-2022的三千餘萬應屆畢業生。

即使情況如此之糟,有些人還不認為中國經濟有垮台之可能,其理由不外乎以下三類:

1. 中國經濟體量龐大,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挖東牆補西牆的餘地還是有的。此看法原則上沒錯,但是,挖東牆補西牆的週轉作法是有極限的,當全國從上到下都入不敷出時,此原則就無效了。

2. 中國經濟過去三年因錯誤的「病毒清零」政策而重創,但而今疫情解封在望,一段時間後經濟生產力就會改善或恢復。同樣的,在正常國度、正常狀態下可以這樣看問題。但是,中國不是個正常國度,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正常。

   中國的外部環境因中共與美國爭霸以及戰狼外交,已經進入了幾乎被全方位抵制的境地。內部,原先所有的秩序鏈在封城期間已經柔腸寸斷。新形成的封城利益鏈以及政治權力格局,想用解封來回復原先秩序下的生產力,幾乎不可能。這還不說各大外商紛紛撤資或轉移供應鏈,過去的中央威權指令系統,也因為財政無力而失效,原來是生產力重心的各個地方,只能循著叢林法則辦事(如鄭州富士康案例)。

3. 中國人耐操,吃草也能活三年,因此不存在經濟垮台的問題。這是毛澤東的時代才說得通的論點;上海封城經驗所發生的一切人間慘劇,已經透露了一個「國家機密」:中國號稱已經有60%的人口居住於樓房小區內,這些城市化的人口之基本生存,也就是食衣住行,有賴於城市的公共服務如交通、超市、教育、醫療、水電。城市人口的問題並不在於能不能吃草活三年,而在於即使吃草,草也送不到各樓房。上海封城期間,蔬菜爛在郊區而市區居民無糧,就是明證。這還不用說,食衣住行之外還有育、樂兩項,90後世代已不能長期忍受無受教機會、無娛樂的生活。

中國經濟「兩頭在外」,原料靠進口,收入靠出口。而今「兩頭被堵」,民間的自發動力也在「國進民退」下喪失殆盡。原先的中央威權動員能力也已經失去人民信用。因而綜合判斷,北京的任何中央政策都救不了中國經濟。

台灣注意!中國經濟泥石流來襲!

當博弈論失效時的台灣對策

關心世界大局的人,現在打開報紙、電視或自媒體,看到的主要議題不外乎以下:世界經濟是否即將進入大蕭條?烏克蘭戰爭俄國是否已經敗定?歐洲經濟熬得過這個冬天嗎?美中之間究竟是冷戰態勢還是熱戰態勢?台灣面臨中共武力威脅有無勝算?攻台是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的決定?何時習近平(或中共)會做出武力決定?一定在台海嗎?台灣的備戰程度夠不夠?人心夠不夠團結?

台灣人關心世界大局不是新聞,因為海島外貿國家一向靠世界吃飯。台灣成為全球媒體焦點才是新聞,這三年來世界大小媒體談台灣的頻率至少是之前的十倍甚至百倍。

黑天鵝事件始終難料

外國人愛台灣一說恐怕是臉上貼金成份居多,真實原因是台灣的獨立存在與否這件事,牽涉到了各國的切身利害。利害有兩層,其一是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產業體,其二是台灣乃美國和中共鬥法的最大擦槍走火點。

本文要談的是一個心智認知結構(Mind Set)的問題,也就是外國人、台灣人當下判斷文首一連串台灣相關問題時,意識上或潛意識內,採用的認知方式對不對的問題。

先說結論,再說理由。凡是基於「博弈論」(Game Theory)來分析、推論、判斷台灣相關議題的,多半都是不恰當的,頂多是無效的,甚至是錯的、對台灣是危險的。這樣說有點一竿子打翻整船,但為了糾正認知,誤傷也是無奈之事。

簡單說,博弈論的思維框架,無論是雙邊論、多邊論、零和論(Zero Sum)還是非零和論等等,其思辨上的有效性,都基於一個絕對必要的假設:局中人(players)是理性的、是以利害計算為決策基礎的。去除了這個假設,博弈論的所有思辨就都是無效的。

博弈論的思維方式舉例如下:烏克蘭戰爭的結局取決於俄軍的強弱 ;美國是否加大對中國經濟制裁,取決於美國自身的經濟受傷的程度;習近平對台灣(或其他地區)的動武時間,取決於中共軍力的準備程度⋯⋯等等。

照這種認知路線往下思辨,就會帶來一連串的數據、因果分析、時序排列、場景設定,然後就是有條件的結論。很理性,很學術,有憑有據。博弈論的確還是主流顯學,但它是「盒子內的思考」:假設了我們活在一個有秩序、理性主導的場域內。但真實世界若是如此,就不會有諸如「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或「黑天鵝」的概念了。

怎堪深究:非理性的瘋狂?

博弈論碰到什麼就會失效?至少有兩種情況:當博弈論碰到「基本教義」(Fundamentalism)時;或當碰到「陰陽辯證論」時——博弈分析就是行不通的。

前者,諸如中東的ISIS,伊朗的道德警察,習近平的「中國夢」,台灣所認知的「深藍」、「深綠」等等。後者,諸如中國古老陰陽學的「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或黑格爾的「正反合」所衍生出的納粹式、共產黨式的統戰術。

甚至西方的普世價值、中國的傳統儒家,也時時不依循博弈論而行。例如,西方文化中的為榮譽而戰、不自由毋寧死,儒家的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千萬人吾亦往也,都是博弈論分析不到的人性領域。

我們可以達到一條黃金定律:越牽涉到人的「意志」和「信仰」之領域 ,博弈論就越無效。用俗話來說,就是越倔強或越虔誠的人,就越不能服以道理或利益。這無關好壞,現實就是如此。

現在,回到文首的那一連串問題,用非博弈論的認知去看,會得出哪些意料之外的答案?假使我們現在對世局做出的物理、心理準備都還是理性的產物,那麼在非理性的結果出現時,我們有足夠的預策嗎?

包、保、報:中國契約信用鏈面臨斷裂!

著有《中國的貨幣與信用》之中研院院士、已故中國史學家楊聯陞,曾深入分析「包」、「保」、「報」三概念。雖然他的分析始於文字訓詁學,並著重於方塊字(漢字)文化內的社會倫理層面,但其實已經觸及現代經濟系統之核心骨架。略加引申,就可以如X光一般的映照出中國經濟之病灶。知此病灶,我們就可以斷定:中共治下的中國經濟已經病入膏肓——無以回天。對台灣的「連帶傷害」也是無可避免之事。

「轉包」在中國幾乎等同「盤剝」

經濟活動五光十色,然脫離不了人、財、貨(實體及服務);任何市場交易,都有賴於契約信用之鏈條,越複雜的就越是如此,無論是供應鏈或金融系統皆適用。細思之下,所謂的契約信用鏈,無論產生多少維度,都由「包」、「保」、「報」三種關係支撐。通俗地講,例如:外包、承包、保證、保險、回報、報酬⋯⋯等等信用關係。

換個角度看,小至單筆交易破裂,大至經濟系統的崩塌、金融危機的發生,也無一不可理解為「包、保、報」其中某個要素的信用斷裂。2008年的金融危機、2021年全球疫情下的供應鏈危機,都可由「包、保、報」三種關係之錯位現象來理解。

即令是最近浮上檯面的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CDS危機,其中牽涉到的金融界最艱澀的 Swap操作,本質上也就是如洋蔥般的一層一層「包、保、報」衍生關係的困境。試想,舉凡固定利率和波動利率短期長期的交換;債務;債券及擔保;保險;質押;現金;資產的交換,加上又和原物料/商品/票/基金交叉的衍生性金融多重組合,再和央行/商業銀行/投行/資產管理公司;保險及再保險公司/各類基金公司之產品交叉掛勾,其中任何一家大型機構在複雜多維的「包、保、報」關係中違約,連鎖骨牌效應就無可迴避。

把視角聚焦到中國。儘管改革開放了30餘年、加入了世貿WTO廿餘年,中國經濟活動中的「包、保、報」關係依然是極端粗糙模糊的,至今無法樹立一套足以服人的契約信用鏈條。導致這結果的,有體制腐敗的人為因素,也有文化中從來不講究科學數字之因素。

在「包」這方面,凡是在中國內部進行過經濟活動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各行各業,只要不幸落入「層層轉包」的包商手中,那幾乎就是品質低落或爛尾的保證。「轉包」在中國幾乎就是「盤剝」的同義詞;這完全違背了「包」這個概念的基本意涵 ——負責。

在「保」這方面,中國沒有法治,而是以權為本,保證的唯一基礎就是權力。早年的台灣社會也是如此,因此早期的台商在中國滿能適應,但台灣進步後的新世代營商者或老台商二代,恐怕在「保」這個概念上要吃大虧。

在「報」字上,台灣經濟、企業界應該把「中國投資回報」這概念徹底得由腦中去除,因為它已經不存在。在過去十年間,中共已經把前廿年建立的些許契約信用鏈條打碎。在一個沒有契約信用鏈條的國度裡,唯一還能獲利的只剩下「短、平、快」的買賣,「投資回報」的概念是不成立的。

奉勸台商能避速避

「包、保、報」是一組威力強大的概念,在法治環境下,足以提煉出一整套運行現代經濟的平台及工具,但若只停留在模糊的自由心證層次,就會成為混淆契約邊界、推諉責任的幫兇。

台灣作為中小型經濟體,無法自創經濟秩序之平台,只能隨著大國所實施的契約信用標準平台運作。以美國為首的美元經濟秩序,固然存在許多瑕疵,但是至少在「包、保、報」三關係中具有法治下的可量化、可糾錯的特性。中國的「包、保、報」,只能說是一團漿糊,台灣能避則避。

央行能給國防部什麼啟示?

近來的軍事緊張情勢,帶來不少社會焦慮。一位金融投資界的老手,問了一個令我錯愕的問題:為什麼國防部在國家體系中的角色,不能像中央銀行一樣的獨立?

的確,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如果隨著政治起舞,那麼很快的就會變成一個失敗國家。因此,所有的民主國家,不管分權體制如何設置、政黨爭鬥如何激烈,它的中央銀行在做貨幣決定時,都是相對獨立的。雖然不像司法那樣獨立,但是所有政治勢力即使理念相左,都知道貨幣政策之整體性(Integrity)乃國之大本,胡亂不得。

國軍歷史結構問題

民主與市場經濟是連體嬰,這二者之間有個共構機制,就是去中心化。因此,去中心型態的經濟,必然出現競爭,而去中心的民主(Democracy),由於一人一票,必然出現民粹。但即使在極度競爭、高度民粹的環境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卻很少受到挑戰。原因無他,挑戰央行的獨立性,在國家層次就叫做找死。

我們從來沒聽過哪一個民主國家的央行利率是通過公民投票決定的,是吧?美國、歐洲有一萬種民粹遊行,你從未聽過抗議央行貨幣政策的遊行,對不對?即使政治爭鬥亂如台灣,我們上一次見到立法委員辱罵央行人員是何時?想不起吧?遑論辱罵央行行長?

那國防部門呢?若論國本及存亡,軍事決定之重要性,大於貨幣金融決定不知凡幾。軍事決策之機制,其整體性(Integrity)及獨立性是否更為關鍵?

無可否認的,台灣的軍事部門存在歷史遺留的結構問題,而且相當嚴重。例如,陸軍中竟然還存在「黃埔系」及「非黃埔系」之矛盾,海軍中竟然還有「南洋派」及「北洋派」視角不同之陰影。說來悲涼,其荒謬就如中央銀行體制中倘若還存在「南京派」/「廣東派」,今日台灣之貨幣政策、經濟發展如何得以進行? 

我個人呼籲,台灣無論政治意識如何分歧,民間對軍事部門以及軍人的尊重度都必須大幅提高,尤其在軍事體系的整體性和獨立性上。可以儘量理性批評,但羞軍及辱軍的行為絕不能放任。

然而,上述軍事部門中確實存在的問題如何應對?軍事結構的改革、軍人認知的重塑,都需要時間;臨陣換將、重建指揮鏈,都是大敵當前之兵家大忌。這裡,又不得不用央行的概念來作例子了。

假設國家被迫進入戰爭狀態,各行各業的金融調度出現不順,央行會怎麼辦?金管會怎麼辦?歷史告訴我們,中央機構會善用民間機制,也就是容許民間的自生動力發揮互補作用。在金融這一塊,就是對民間自發的「地下錢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進一步輔助其成為可進可退的靈活資源機制。

保鄉護里,人人有責

情境轉至軍事國防。在惡意方已經表現出明顯武力企圖之當下,軍方除了顧及體系的整體性和獨立性之外,其實也可善用民間自發之資源,對惡意方送出「你不可能打贏」之認知信號。

這信號之精髓就是「台灣存在一股分散式、自發性的民間抗侵略、抗佔領的力量,不但存在都市,也存在於鄉里」。這不是虛詞,一週前的一份「保鄉作戰意向登記」,在24小時內,得到了近千人的響應,其中無效的數量僅僅佔 1.84%。願以行動保衛本鄉本土的人,從高中生到70多歲,從家庭主婦到小企業主,從電視台老總,到富家二代,到金融界的職業經理人,地理分佈含蓋全台及離島。

國防部若能以央行的角色來定位自己,或許可讓人們開腦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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