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存檔：媒體刊文：蘋果日報

西方人過去三十年對中國的期待 －逐步融入西方現代化以及市場經濟的軌道，在2017-18年間，終於破滅了。他們等到的是一個貌合神離的中國；一個在硬體樣貌上比西方還要西方，但在精神上越來越像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大清王朝的中國。簡要的說，就是一個信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權力體制上絕不讓步，相信只要在「船堅砲利」上抄襲到位，就能光大自身的中國。

西方世界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把「中共」類比於「蘇共」，而把中南海內的思維模式歸於「共產主義」的範疇。殊不知對中南海而言，「共產主義」也是「西學」，是拿來「用」的，這包括了抄襲並青出於藍的蘇共「黨幹部體制」（nomenklatura）；中南海的「體」，也就是核心的精神，其實是「王朝統御」和「宮廷政治」。

看不到這點的人，恐怕永遠也看不懂中南海。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市場經濟、科技主義、船堅砲利，對中南海而言，都是工具，都只是拿來用的「西學」，都不是思維的主體。那麼，主體是什麼呢？就是以自己為核心，建立一個萬世萬代的王朝。這種主體思維，可以用一句中國古訓清楚的表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請讀者注意其中的幽微性；修身是鍛鍊自己的心智，齊家是擺平利害相關者，治國是讓隸屬於自己的人民安於生產而不亂，平天下是讓萬邦服氣而不挑戰自己。這一套思維的核心作用點是個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人民」（百姓），也不是「國家」，更不是「天下」。但由於要「齊家」，因而需要宮廷政治；由於要「治國」，因而需要統御之術；要「平天下」，因而需要一套對外關係的模式。

以上說的太抽象了？讓我們落實到現實狀況。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南海一切作為，不管是經濟政策、政治內鬥、軍事建設、對外關係，其決策的心理最深層出發點，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國家，不是民族，不是世界，而是掌權階層的自我，包括了自我的利益、自我的目的。

只有在洞察了這套 「一切由自我目的出發」的思維密碼之下，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會在「計劃經濟治國」餓死了三千萬人之後，還可以若無其事？為什麼可以發動文革，以一小撮人之外的所有人為芻狗？為什麼天安門學生抗議事件會以出動坦克鎮壓為結局？為什麼民族主義成為今天保權的最後工具？為什麼北京城在利用了外地民工作為建設工具之後，可以鐵腕幾天之間驅除「低端人口」？為什麼所有人民集體創造的財富，可以為一黨、黨內的少數家族服務？

既然是由自我目的出發，一切合乎我的目的的事物，都可以隨時用「拿來主義」當成工具，當然也可以隨時拋棄。中共有一句著名的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除了資深黨員，很少人理解這句話的精義。這句話可以翻譯為：天下沒有不變的道理，一切問題都要根據當時當刻的情況和條件，能屈能伸，怎樣做最符合當下的自我利益就怎樣去做。

這是極端的現實主義，其間沒有上帝、沒有公義、沒有普世價值，只要能維護自我、達到目的就可以；該施威權就施威權，該裝孫子就裝孫子。從游擊戰到統戰，從經濟到政治，從軍事到外交，莫不如此。這並不是西方共產主義的產物，而是中國傳統「打天下建立王朝」下的典型兵家、法家、陰陽家思維。

今天，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衝突，其本質並不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而是中國傳統王朝下陰陽家、法家、術家、兵家思維模式，與西方的宗教有神論、人世法律治理、權力制衡傳統之間的衝突。

西方專家對中南海思維的隔閡，還有一個根本的原因：他們頂多看到了中共的皇朝特性，而不知中國社會內的農民個性與中共紅朝之間的死扣關係；而事實上，這種死扣關係並不始於中共，而是歷史的延續。中共與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至今仍可解釋為一種農業皇朝與科學工業國家之間的思維方式對沖。

中國以農立國，中共接管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民社會，而中共得以擊敗國民黨的3大要素內─蘇聯的武器和政策支持、國民黨與農村的徹底脫節、以毛澤東為主的農民思維─與農民有關的就佔兩項。因此可以說，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共產黨，不懂農民思維就不可能懂得中共思維。

中國農民思維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世道是零合（zero-sum）的，飯只有一碗，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反之亦然；

（二）命運在天，風雨由天，人不與天爭；

（三）環境是周期的，冬去春來、秋涼冬至；掌握周期中的播種、收割時機就是一切；

（四）境況不好就熬，就忍，米沒了就吃糠，糠沒了就吃土。

農民思維，經過聰明人的思想提煉，就成了儒家、道家的世界觀；而在銅板的另一面，專精於統御農民思維的法家也自然應運而生。2000多年來至今，儒、道、法三種思想並不是平起平坐的，現實中，一直是法家思路披著儒、道的外衣以統御農民思維的人民；文謅一點講，中國傳統的統御術，可描述為「以法（家）為體，以儒、道為用」。這件事實，到了中共建朝，並未改變，只是「為用」的工具與時俱進；毛澤東時期，用的是列寧共產主義，鄧小平後的改革開放，用的是西方技術和經濟通路。到了習近平的前後，一度試圖引入孔孟，行不通之後又返復到毛路線，形成一種「口稱聖賢，舉毛澤東的旗幟走鄧小平的路」的怪異舞步。

以法家統御思維為主體的中共，自然必須專精於「術」。「術」這個字，涵蓋了一切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用來控制、影響一切相關要素的技能，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治理、人民思想無所不包。一言蔽之，就是「術為法之用，法為術之體」。

術有軟硬；硬的，就是威脅，軟的，就是統戰。此處以軟術為例。在控制、影響人們思想這個目的上，「術」的實施方式稱為統戰，其內涵就是：通過無底線的一切手段，控制及影響人們的思維模式，使其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逐步趨向於符合本方的利益，並做出相應的行為。統戰絕對不是硬邦邦的教條，而是根據對象的處境和心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設計出因人而異、因事而異的變化球。

總結此系列上、中、下三文，所謂的「中南海學」或中共的核心思維方式，就落在三個概念上：體、用、術。「體」，就是統御江山的法家思維；「用」，就是由一人、一家、一黨的固權固利出發，把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都視為工具；「術」，就是因人因地因時的取用或拋棄工具，以達權力和利益的最大化。

吃透了「體、用、術」這三個概念的精髓，我們若將其和雕刻在德國國會大廈門頭上的三個字 ─「真、善、美」相比較，就可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在追求上為何格格不入，以及為何中國成為一個現實驅動的社會，而西方成為一個科學、宗教、藝術驅動的社會。

最後說句題外話：台灣，究竟掙脫了幾分「體、用、術」的思維？民主法治在台灣，會不會落入「拿來用的工具」呢？

蘇聯時期，西方有一門學問叫做「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專門研究蘇聯共產黨的體制以及思維方式。若缺少了這門學問，西方政治家容易在關鍵時刻對蘇聯的外交、戰略、政策做出誤判。

今天，也應該有一門學問叫做「中南海學」（ZhongNanHaism）, 但是西方一直沒把這門學問當一回事，直到最近。過去不在意因為兩個原因：第一，西方雖然和所謂的「中國」打了500年交道，但究竟對中國的文字、文化隔閡太深，不像蘇共雖然是個怪胎，但畢竟是列寧改造了馬克思思想之下的產物；馬克思和列寧都是西方歷史鍛鍊出來的德文使用者，他們的思維方式對西方世界是有清晰脈絡可循的。

第二，由於中共是蘇共調教出來的學生，因此西方習慣於用蘇共的模式來理解中共，而不知道即使在中共發展的早期，中共內的思想家老早就把中國歷史中的「造反術」如梁山泊的游擊騷擾戰，和蘇共的「鬥爭為綱」、「組織戰」、「統戰洗腦」融合成了一體。接著，熟讀歷史和古書的毛澤東，在建國之後又把中國固有的幾千年「宮廷統御」、「陰陽相依」融入了中共的體制思維。對西方人來講，要了解這樣一個胎兒，其困難度不亞於要求大清朝的儒生去理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牛頓和洛克。難怪西方出不了「中南海學」。

「中南海學」駁雜深奧，只能慢慢道來。這裡先從中共幾個階段的思維介紹起，日後再陸續觸其精義和理論。

1921年中共組黨，主導的思維是馬克思對階級經濟的人文批判，以及對中國傳統宮廷統御的憎惡，列寧的階級鬥爭方法看來是最佳的實施工具。一段時間後，中共發現資本家和工人並非中國的主要矛盾點，地主和佃農之間才是掀起矛盾的下手點。於是，「鬥地主」和「農村包圍城市」成為主要戰術。

毛澤東是一個打通了中國「陰陽並濟」思維和馬克思傳承自黑格爾的「辯證、正反合」思維之人，因而他可以抬頭看江山、低頭裝孫子；他可以在失敗之際到重慶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然後徐圖反敗為勝之道。說這點是啥用意呢？就是如果有一天習近平先生到華盛頓高喊「美國萬歲」，世界請不要驚訝。

建國之後的中共，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內部鬥爭。昔日的同志關係立馬變成敵我關係，因此之前用來鬥爭國民黨的手段全數用在內部領導權鬥爭之上。對地方幹部及傳統鄉紳勢力，通過「三反五反」徹底清洗一遍，乃至升級到農民起義式的文化大革命。這又有什麼當代意義呢？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外人發現，近幾年的反腐及精神淨化運動，不過是三反五反和文革的老片新拍，世界請不要驚訝。

中美建交，乃是對馬克思、列寧思想和蘇聯「第三國際」的徹底背叛。推動者是毛澤東，他再度施展了能伸能屈、陰陽並濟的本事，模仿明朝朱元璋策士朱升之計，定下了中國奄奄一息時刻的九字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

九字策，在鄧小平手中濃縮成了四個字：韜光養晦。鄧死後，江澤民與時俱進的將其再轉化為五個字：悶聲發大財。在這種由剛轉柔的陰陽思維下，中國步入了一個85%人口供養15%黨員加城市菁英的時代。

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由於缺少了中南海學，看不懂這局面。除了極少數的人，大多數人認為「中國」這個國度，終於走上了現代化的思維，市場經濟及普世價值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