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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紅色資本、紅色供應鏈的話題，台灣社會現在的討論方式可以形容為驢頭不對馬嘴、雞同鴨講；如此下去，整個台灣會賠了夫人又折兵，企業家可能淪為世界企業界的流浪狗，股民可能得眼睜睜的看著手上的台灣股票貶值，而弱勢的升斗小民有一天可能得拿著選票沾醬油下飯。

從食品經濟到地產經濟，一直到當下的電子經濟，對所謂的「紅色資本」，台灣社會的普遍反應是不看、不聽、不想的三不心態，猶如當年清國將領葉名琛面對英法聯軍的最後通牒時採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態度，歷史留其名為「六不總督」。

於此同時，在社會的普遍情緒狀態下，政府（無論是這屆還是下屆）都只會用「逃生門」的閃避技巧來自我解脫，從當年的這個（產業）中心到未來的那個中心，好像只要把孩子取名為「美麗」將來就一定會美麗。殊不知，連手頭的鳥（如電子業）都無對策，天上飛的鳥（如生技），即使有一天抓到了，又如何能養得好？而所謂的「地理重心轉移」，不管你往東南亞移動還是往歐洲移動，只要你做大了、做出價值了，紅色資本真要盯上你，狀況和在台灣本島或在中國，挑戰還是一樣。

面對紅色資本三原則

面對紅色資本，台灣社會還搞不清楚什麼是「紅色」，什麼是「資本」。凱雷投資集團（Carlyle Group）是以美國為基地的全球公司，當然不是紅色，但它可以把手中的東森電視控股權賣給中國的媒體公司，欲買下頂新101股權的黑石集團 （Black Stone）也是美國色，當年中國政府入股12%，它買下101股權後是否可以漲價一倍轉手給中國公司？

能不能擋？當然能擋，台灣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予以否決就可以了，誰怕誰呀？然而當今世界是個資本融合的世界，所有資本中都有紅色，除非你擋掉所有外資對台灣的投資。台灣自己其實不自覺，自從中國擁抱「資本國家主義」之後，台灣就朝向「資本共產主義」發展。前者說的是「私人資本也是國家的」，後者說的是「私人資本也是全體有投票權的人民的」；海峽兩邊真是奇妙的世界，這都哪兒跟哪兒呀？

解方其實很簡單，雞鴨之間達成三個共識即可：（一）增加台灣就業；（二）錢賺回台灣社會；（三）經濟附加價值盡量歸屬在台灣（如稅、智慧產權）。符合三原則的，就是好交易，不符的，就是爛交易。

要做到三原則，方法多的是，否則律師和會計師就白混了。但企業主本人（或企業家族）願不願意做到就難說了。這是另一個問題，容後再續。

馬習新加坡會面，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完美呈現：在兩人面對面時，馬先生親口向習先生說出「一個中國」，然後在後來各自舉辦的記者會中，馬先生向大家報告，他在密室中對習先生說「各自表述」。

公開場合只能說「一個中國」，密室中才敢提到「各自表述」，這是台灣版的「九二共識」的完敗，中國版的「九二共識」的完勝，而且是在全球媒體的見證下。中國已經將「各自表述」這一頁翻過去了，從此「九二共識」成為「一個中國」的代名詞。

「欲練神功，馬先自宮？」

而馬先生毫不自覺，在隨後記者會中，還一再重複提醒聽眾「九二共識」的妙處： 「九二共識並不像簽一個協議、一個條約這樣，但是它容許大家有一些解釋和發展的空間，這並不是壞事⋯⋯外國朋友覺得九二共識很含糊嘛，有人還笑說這是一個master piece of ambiguity, 含混的傑作」。他不自知，如果說九二共識在過去確實發揮了他所描述的功能，他已經選擇在國際場合自我破功了。

為了虛幻的「兩岸領導人66年破冰」錦標，馬先生付出了自我破功的代價，這應了武俠小說中所說的「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境界。

對習先生方面，只有一句評語：高，實在是高。習班子判定馬先生非來不可，來了就非坐下不可，坐下就非要面子不可，因而直到臨場才擺出殺手鐧：頭五分鐘面對面時只准講「一個中國」，各自記者會中你愛怎麼表述就怎麼表述，反正全世界只認你面對習近平所說的話，不會認你的獨角自說自唱。

而中國記者會主持人張志軍也代表習近平表述了習的立場，「一個中國」就是定海神針（否則就波濤洶湧翻你的船），中國的意志力堅如磐石（請你不要雞蛋碰石頭）。

習先生召喚馬先生前往開會，吃的不是敬酒，而是罰酒。態勢很明顯，下一任台灣領導人若不喝罰酒，那就要灌酒。

習的著急動作，等於是認證了在中共的評估裡，民進黨蔡英文一定當選下任總統。台灣還有人以為習的動作是為了拉抬國民黨的選情，這是往國民黨臉上貼金的臆想。

蔡英文方面，脫口說出這是一場「突襲」，此乃大大失言。這失言透露了兩個信息：其一，蔡陣營原來以為通過密使已經「搞定」了北京，沒想到對方棋高一著，對馬先生「請君入甕」，從而形成對下任領導人「甕中捉鱉」的態勢；其二，蔡陣營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存在基本的缺陷。整體綠營也該反省，俗話說「窮寇莫追」，馬先生已經被打到只剩 9.8%了，還一路追殺並威脅5/20後將對他如何如何，這下好了，追殺出了一個自我限縮未來空間的局面。

台灣稱作「馬習會」的這場習馬會，可以列入政治實務學的經典案例。

台灣企業不能和中國企業比大、比肌肉，這是全台灣人都已經承認的事實。因此，有人提出台灣應該和中國比腦力、比創造力。然而，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14億人的頂尖1%就是一千四百萬顆好腦袋，而2300萬人的頂尖1%只是二十三萬顆好腦袋。

要比，只能比跟人口數量、體積大小無關的競爭要素，那就是價值觀和世界觀。台灣企業得勇於拋棄幾十年來的舊觀念，乘著現在還有實力的時候，往中國經濟體制無能面對的價值觀、世界觀邁進。

以台灣現在颳起的所謂「工業4.0」風潮為例，多數人還將其視為一種自動化、效率化的延伸，只不過是工廠內的設備通過「物聯網」進行無人化的製程。老闆們聽得進去，多半是因為可以「省人工」、「提升品質」。「工業4.0」在世界上還在發展的初始階段，台灣的許多電子公司、精密機械公司一定會得到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訂單，這就是考驗台灣企業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時候了。

工業聚落：台灣最強項

工業4.0 聚焦在「智慧工廠」，但工廠的「智慧」表現在哪方面？更快、更好、更多、更省？這樣想的人，最終一定被淘汰出局。最智慧的工廠，應該是一座扣緊終端消費者習慣的工廠，而不是「接單生產」的工廠。用一個極端的比喻來說，未來每一座智慧工廠，不管生產什麼組件，都得像一家成功的點菜餐廳一樣，親切的照顧到每一位食客的需求。智慧，是為了終端客戶的消費習慣而智慧，不是為了公司或老闆的銀庫而智慧。

因此，台灣在撲向「工業4.0」的潮流之時，若能在電子設計、機構設計上，植入（design-in）應付終端客戶彈性需求的元素，那麼台灣的產品就會在世界上獨樹一格。再深入說，「工業4.0」不應該僅是一個「工廠」層次的概念，而應該也是一個「工業聚落」層次的概念。工業聚落，正是台灣幾十年來的最強項，雖然被中國抄襲，但是中國版的工業聚落經常有形無神。這個「神」，就是台灣式的協作體系，這也是為什麼當台灣的行業外移時，不論到中國還是東南亞，一律是協作廠整體移動。「工業4.0」是個機會，應該把「台灣式協作體系」放到4.0的設計框架內，不但把扣緊終端客戶彈性元素植入單廠，也同時植入協作體系，包括遠距協作。如此，採用台灣工業4.0產品的公司，包括國外公司和台灣公司，可以更方便的創立協作網，市場戰鬥力將不同一般。

在「接單」的層次上，中國已經青出於藍，但在「扣緊終端用戶的協作生產」的層次上，中國商人的價值觀、世界觀還跟不上。並且，其老闆習慣、員工習慣、管理體制、政治氛圍都不利於這種發展。不知台灣還在「接單」的大小老闆們，能否領先突破？如果突破，可拉開十年的差距。

若問台灣怕什麼，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台灣怕中國，或者說怕現在執政的中共。然而，這只是表層的答案，台灣害怕的，其實還有更深一層、屬於自己內部文化上的恐懼。這種害怕，可以用年輕世代的黃國昌最近的一段告白，作為表徵：「我的大戰略是要把國民黨徹底邊緣化。然後台灣社會就要問，讓民進黨一黨獨大對民主發展好嗎？我的答案是“No”，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本土政黨和民進黨競爭」。

台灣都已經一人一票二十年了，在用一人一票打倒了傳統上「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之後，為什麼新世代還害怕本土的民進黨會走上一黨獨大？是因為「一黨獨大」也是台灣文化中的「天然成份」之一？

先把鏡頭拉到中國，然後再回來看台灣。

中共「失控論」鬥爭勝出

中國怕什麼？中國已經比三十年前富強十倍，國際上也頗尊重中國的力量，然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表面的得意之下，還無時無刻的生活在深度的焦慮和恐懼當中，為什麼？是怕「西方列強」再度瓜分中國？怕日本再進攻中國？當然不是。

其實，中國害怕的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歷史。今天的中國人民像其他人類一樣希望自由，但是他們害怕，在缺少一個單一的集權政府之下，政治、社會、經濟都會失控。另一方面，中共並不是鐵板一塊，毛澤東死後，放鬆集權的呼聲和力道一直存在黨內，1989年的天安門血洗事件，表面上是學生運動，更深的因素是黨內的「鬆權論」者和「失控論」者的鬥爭，最終「失控論」者勝出，鄧小平拍板定案：用兩萬人的代價換取二十年的穩定。

隨後的二十年，中共用開放賺錢、開放腐敗，換取了總體國力的快速增長。走到今天，在世界變化、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社會及環境問題堆積的狀況下，中國又面臨了另一次「鬆權論」和「失控論」孰對孰錯的關口。從2015年的中國態勢來看，「失控論」者再度佔了上風。只是，整體世界和中國內部的時空條件已經大大不一樣，這次如果出事，恐怕不是「X萬人換取XX年」就打發的了的。

然而，恰恰也正因為這種害怕鬆權後果的恐懼，使得多數中國人民對於言論自由收緊的忍耐度提高，對於當局「以民族主義為由、壓制國內異議」手法的容忍度增加。很弔詭的，執政者的集權，和人民害怕集權消失的後果，形成了共生關係。兩者交互激盪之下，不無可能形成法西斯的溫床。

回頭看台灣。在「政府就是用來照顧人民的」的傳統中國式思維下，即使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執政黨，很容易的就會由「資源統籌」的路徑走上「一黨獨大」，而使得台灣薄弱的「公民自治」動力再度受到摧殘。

同樣弔詭的，「打倒獨大的一黨」與「照顧人民就必須一黨獨大」，兩者之間可能形成交互激盪的共生關係。倘若如此，這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台灣文化內的天然成份？

中國的政府和人民，都被體制文化所綁架，導致「不得不中央集權」；那麼，台灣的政府和人民，是不是也被體制文化所綁架，導致「不得不一黨獨大」呢？

歐洲的人力成本越來越貴，不但富裕的德國如此，連貧窮的希臘都如此。在歐洲，只要你消費的是生產線製造的產品，或者已經高度流程化的服務，價格都相對便宜，經常比台灣還要便宜。但是，一旦消費到需要「人力介入」的產品或服務，價格就是天價。

以一瓶同樣的礦泉水為例。在窮得要破產的希臘，自動販賣機只要三毛五歐元，有人結帳的超市就要一塊錢，有攤主照顧的路邊小攤兩塊錢，由侍者端過來的就是四塊錢。這和人力的教育程度和特殊技能無關，攤主可能是個IQ很低的中學畢業生，侍者最多高中畢業。這也與租金關係不大，歐洲絕大多數城市的地產價格／租金低於台北。這甚至和消費者所獲得服務的「回報率」無關，自己用腳只需十分鐘的八百米路程，若坐上「專人」駕駛的計程車，加上小費就是三百台幣，但搭乘已經流程化服務的電車，幾十公里可能不到一百台幣。

亞洲總是「人多則賤」

一個失業在家的歐洲人，一般不會自我降價以求有工作就好，你可以說這是被福利社會慣壞的結果，但是那背後也有很強的「你要我替你工作你就得公平」的價值觀念。相比之下，非歐洲裔的新移民，如土耳其人、北非人、亞洲人，則現實得多，不把自己的身價看得那麼重，隨時可以降價以求。

在高人力成本之下，歐洲已然形成兩種趨勢：中大型公司，快速的進行流程無人化，也就是自動化；麥當勞點餐結帳電子化，航空公司登機手續無人化。以荷蘭航空公司在史基普機場為例，從買票、劃位、行李托運、超重處理、付款、客訴，完全無人化。再如丹麥，2017年開始全國「無錢幣化」，意思當然也就是「全國結帳無人化」。

另一趨勢發生在中小行業，除了少用歐洲本地人、多用外地人或新移民之外，也都進行「非核心業務外包化」，例如飯店的網路服務、博物館的票務、旅行社的攬客業務，能外包就外包。值得提出的是，這些「外包」機構並不是那種雇用一大堆廉價勞力賺價差的型態，而大多是百分之百網路電子商務化的機構。

歐洲雖然有巨大的失業問題，再加上每年湧入的百萬非法移民工，人力處於嚴重的「供過於求」狀態，但它並未按照經濟學的「供需原理」而邁入「人多則賤」的解決路線。反而，它的加速自動化、流程化，互聯網化，勢將進一步增加失業壓力。這是歐洲價值的選擇。歐洲哪個國家能夠領頭從「人貴經濟」的困境中走出新型態的解決方案，那個國家不但將為歐盟之主，甚至可為世界之帥。

反過來看台灣，除了腦力密集的電子業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的「人貴經濟」，其他行業，無論出口還是內需，大多半走的都是「人賤經濟」 －壓工資、超工時。在不同的時空下，「人貴」還是「人賤」的路線利弊或有不同，但有一點應該是肯定的，那就是長期在「人賤經濟」的習慣之下，新思維、新業態是不可能的。而在當今全球資源浪費、人口過多的情況下，唯有新思維、新業態才有可能解決經濟困難。台灣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