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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國家隊」?

頂著「清華」兩字、令人假設直屬「國家隊」的清華紫光公司,來台灣大口的併吞企業,有人評為「操作財務槓桿」,而郭台銘先生則直接斥其為「炒股」。

中國是個出劉邦、項羽的國度,氣吞山河、瞬間崛起的草莽人物層出不窮,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企業界亦然。與中國企業人物打交道,你得親眼看過幾號人物的浮沈,親歷幾次交手,才能體會個中三昧。

政治併購只是騙婚

當作聊天,這裡分享個現場經驗,但恕我保留人名及公司名。十年前,中國某個上市企業首富,以投資入股名義和某台灣知名大企業老闆密會,兩人首次見面,但該首富跳過客套話,開口就表示要吃掉控股權。台灣老闆怒由心生,當下拒絕。該首富冷冷的說出下面這段話:「X董,我分析給你聽。第一,我比你年輕,打起仗來你的體力不如我;第二,你沒有接班人;第三,這裡是我的主戰場,我是一軍作戰,而你本人不可能像我一樣死盯在戰場,派來的人只能算二軍。你不趁現在賣給我,你在大陸是沒有前途的,價錢好談」。這名首富,果真在股市中越滾越大,但幾年後因為背後的政治派別失勢,入監服刑,今天還在牢裡。

另一故事為公開案例,發生在福建的紫金山金礦公司。該公司原為國有資產,成立於1986年。1999年,政府花了六千萬元(人民幣)探勘費,結論是該礦黃金藏量只有5.4噸低含量礦石,不值得繼續開採,接下來以不到四千萬的作價賣給名不見經傳的私人。歸屬私人後不久,經過「補充探勘」「發現」該礦蘊藏250噸以上的高含量黃金礦石,於是紫金礦業在A股上市,市值達一千五百億。私人老闆售出部分股票,獲利七百餘倍,轉過身買下了青島啤酒的最大股份,以及京東方半導體公司的可觀股份,再經幾番炒作而成為房產界的地王。此案於2009年經媒體揭露而爆發,但至今搞不清該「私人」背後的政治後台是誰。

在中國這樣一個集權政府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暴發戶」,一個三五年之內就爆發的公司,一定具備了兩個條件:其一,背後的實際掌握者來自某股政治勢力;其二,所下手的產業一定是政治正確的。當下,「半導體」是個絕對政治正確的魔術字眼,而「吃進台灣企業」也是絕對政治正確的(參考980期本專欄《中國將大舉收購台灣公司》)。

台灣不應該反對在產業邏輯、市場邏輯、甚至資金邏輯下的真實併購,但不能落入政治邏輯下的併購,因為那只是騙婚,在政治派別沈浮的不確定性之下,一旦在銀行、股市場子內的價值被榨乾之後,被拆解、轉賣、甚至拋棄的機率極大。

「公民細胞」vs. 「百姓細胞」

每次大選,對是對台灣人民的一次病理切片;每隔四年,將這切片拿到顯微鏡下,看看台灣社會的「公民細胞」比例有沒有增長,「百姓細胞」的比例有沒有降低。這兩種細胞在台灣體內的消長比例,就決定了台灣會不會好。

把國家當作一個有機體來看,「公民細胞」和「百姓細胞」的生存方式不一樣;前者是主動的,通過對母體貢獻能量換取自己的生活,後者則處於被動狀態,期待的是母體對它的養份輸送。

簡單說,公民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對等、權力和責任相符的角色,而百姓則是一種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出現落差的角色。在古代,或在今日的極權國家中,做公民還是做百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但在自由的台灣,一個人選擇做公民還是做百姓,就不能賴到別人了。

台灣百姓現象:要權利不要義務

台灣有許多權利與義務出現大落差的現象。例如,平均稅率12%,卻期待比照那些平均稅率35%-45%國家的同等福利,再如,商人通過政商關係,賺了大錢卻實際稅率低於打工仔。甚至,在權力/責任上,受僱於政府公職者,利用政府內部消息「投資理財」,卻不用像上市公司人員內線交易一樣的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都不是公民現象,而是百姓現象。我們可以說,吃垮台灣的,就是這些百姓現象;百姓細胞越多,台灣這個有機體就越加好不起來。一個稱得上是「公民社會」的國家,至少社會菁英都應該已經是公民,也就是引領這個國家的那群人,應該是一群權利與義務對稱、權力與責任相符合的人。如果社會菁英都容許自己失衡,那麼如何期待平民成為公民,而不變成刁民?

每次選舉,都是一個絕佳的觀察點;如果選民多要權利而不要義務,候選人只企盼權力而不談責任,那麼就表示台灣還在「百姓意識」的霧霾中,而「公民意識」還在待產中。

選後一年,也是好的病理觀察期。如果還是總統有權無責,行政團隊「有責無權、打破要賠」,立委有自由投票的權力而不必對「黨團密室協商」負責的義務,那麼就可以斷定台灣還僅處在百姓政治的階段,距離公民政治還很遙遠,眺望民主還有一大段路。2016的選舉,參選的年輕人很多,他們對權利義務、權力責任之間的對稱性拿捏,值得期待和觀察。

講到底,台灣還是由一千多萬具有投票權的成年人決定的,他們之中的公民比例有多大、百姓比例有多大,決定了自己以及國家的命運。若只懂權利及權力,而無感於義務及責任,那要賴誰呢?

資金是無辜的,而人是無知的

台灣社會對「紅色資金」的恐懼,其中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目前看來,非理性正在戰勝理性,因而有必要對所謂的「紅色資金」做一番分析。

資金,本質上是中性的,一塊美金在哪裡都是一塊美金。但隨著擁有者(Ownership)的不同,資金開始具有身份屬性,例如「國家資金」、「家族資金」、「公開市場資金」。在更糟的情況下,資金開始有顏色屬性,如「紅色」、「綠色」、「藍色」,資金的運用開始具有政治立場。

資金的流動自有邏輯,在自然狀態下,資金是朝著安全性和獲利性流動的,哪兒更安全或獲利更高,它就往哪兒移動。但是在身份、顏色的障礙下,資金的移動就不自然了,而這種扭曲有其嚴重的經濟後果。

不管是亞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對於社會幸福、人間公義的論證,都立足於資金的流通;資金是經濟活動的血脈,這點是毫無疑義的。聽到「資金」一詞就渾身戰毛豎起的人士,只是無知的代表;反「資金」,等同於反經濟,包括社會主義經濟。

台灣怪象:「防資金如防賊」

那麼,「紅色」資金呢?紅色,意涵的是該筆資金的擁有者、使用者是紅色的,但一旦該筆資金的擁有者、使用者變成你的時候,那筆資金就不再是紅色的了,而是你的顏色的了。是否構成威脅的關鍵在於,那筆資金對於所進入的機構、企業、項目,是否具有實質上的擁有權、運作權。

資金有腳,你不給它安全性和獲利性,它就不會進來,已經進來的也會逃走。以前地球上還有隱士國家,防外來資金如防賊,例如七十年代的中國;到了今天,連北韓都巴不得狄斯耐樂園的資金進入,但台灣社會卻越來越往「防資金如防賊」的方向邁進,外資進入金額,低居地球倒數,落後於金正恩的國度。

今天國際上資金充裕,台灣社會卻喪失了「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的能力,更為荒謬的是,台灣民間自己也資金氾濫,卻連自己也不敢投資自己,而紛紛「用自己的錢給別人發展別人的經濟」。

台灣的反外資潮流,大致原因有二,二者之間又相輔相成。其一,顏色政治對資金的「家暴」,綠色、藍色互相抵制、摧毀對方所引入的資金;其二,對基本經濟原理無知,以假面的道德姿態面對經濟壓力。

資金活絡了,要搞資本主義還是社會福利主義,都比資金卡死或資金外逃要來得好。引入資金,能不能增加就業、提高實質收入,那是一個國家(含政府及社會)有沒有本領的事。資金是無辜的,即使紅色資金也一樣。

人民幣何時破七?

這不是一篇經濟論述,更不代表投資指向;這是一篇對人民幣背後政治角色的評論。推出人民幣相關產品的金融機構,從來不點破人民幣是一種「政治怪幣」的事實,而僅將其當作一種有跌有升的重要幣種來販賣,尤其在最近IMF(國際貨幣基金)將其納入SDR(特別提款權)幣種之後,人們相信人民幣越來越國際化了,越來越可以用正常貨幣邏輯來判斷其升降了。

這裡要大聲提醒的是,人民幣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幣種」,而非「經濟幣種」;任何用經濟學、金融學、甚至(西方)政治學邏輯來推斷人民幣(以及人民幣定價的資產)的人士,只要在這「政治幣賭場」裡一直玩下去,已經賺到錢的遲早會連本帶利的賠出,至於晚近才進場的機構或人士,攔腰折損都不要感到意外。

人民幣是中共專政怪幣

人民幣背後的政治原理,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那就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不可能出現市場經濟意義下的貨幣」。當一種貨幣的存在目的是為了維持一黨專政,儘管在過程中產生過市場作用,但當專政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所有的國家資源,包括財稅、產業、股市和貨幣,都會脫離其經濟本質,無一例外的都會被當作救黨的工具來使喚。

人民幣對美元的政治歷史大致如下:1979至1993年貶值七倍(1.55 至11),1994一夜之間增值40%(11至8),之後維持平穩達十一年,2005年開始在美國的壓力之下,進入快速增值通道,八年之間增值35%(8左右至6.15)。

四十年來人民幣的匯率變動都是為了保持一黨專政而服務的,近來所謂的「國際化」的動作及速度也基本上循此路線。當前人民幣已經明確的進入貶值通道,主宰其速度的即便是「經濟」,也是因為經濟形勢已經威脅到了一黨專政的可持續性。

在黨比國大、黨治超越法治的中國,全體人民都明白一個事實:手頭資產無論是現金、股票、房產,決定其價值的都不是市場,而是黨中央的政策。只要有政治風聲傳出,不是狂買就是狂拋,這才有前兩年大媽瘋狂買進實體黃金以保值的風潮。政界及商界就更懂得這個道理了,這才有二十年來大小官員、商場大亨瘋狂脫產海外,以及幾個月前被指派救股市的「國家隊」自我賣空套利的巨大醜聞。

人民幣對美元何時破七,甚至破八,黨中央事前會把防止美元資產外逃的功課悄悄做足,但預留給各界的確切時間,不會超過一週,說來就來,到時不要感到意外。

人民幣的「國際化」動力,遠遠低於其「維持一黨專政」動力。人民幣的下一個穩定期(如果有的話),至少得等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一年。

靈肉分家 -面對中資併購的最高原則

如同之前預告,中資將大舉併購台灣企業(今周刊980期),而今不過才兩個月,餓虎撲羊之勢已現。台灣固然不能防外資如防賊(990期),因為那是一種「傷敵八百、自傷一千」的拙劣戰略,然而,台灣必須區分中資併購下的不同層次;將其中的產業邏輯、市場邏輯、投資邏輯、政治邏輯區別對待,否則在中國政治派別沈浮的不確定性之下,一旦對方在政治上出事,就會成為陪葬品(989期)。

最新案例發生在這一週;上海復星集團掌門人郭廣昌失蹤,集團在納斯達克(NASDAQ)、紐約證交所(NYSE)的五家上市公司股價應聲而落,在港、滬、深股市的十四家上市公司,停牌的停牌,掉價的掉價。集團隨後公告郭廣昌被警方帶走,「協助司法調查」。謠傳中,郭涉及了前總書記胡錦濤大秘書令計劃的反習政變計劃,還有江澤民父子的財務瓜葛;但在中國政商場中,謠傳往往是真的。

「靈肉分家」才准中資併資

郭廣昌今年僅四十八歲,第四首富,併購高手,有「中國巴菲特」之稱,其集團併購、投資二十餘家中港上市公司,涵蓋地產、礦業、醫藥、科技、銀行等,國外收購了地中海俱樂部(Club Med)、加拿大太陽馬戲團,且為希臘珠寶精品集團Folli Follie 第二大股東。

所有的中國商人,不管是真國家隊還是假國家隊,不管是豪氣干雲還是狂氣逼人,不管他是阿里巴巴還是清華紫光,肚子裡都深深明白,自己的資產都只是暫時擁有,走錯一步就會變成共產黨的。因此,他們在做投資或併購時,不論氣勢再大,其實腦中最在意的不是這場交易的利潤、業務、甚至不是股權,而是其政治正確性,以及如何通過併購在國內套利、海外脫產(自己的以及背後勢力的)。台灣企業老闆,若不明白這個道理就談判,輕則股票賣得太便宜,重則最終落為政治陪葬品。

最高的指導原則,應該把每一案件的「靈」與「肉」分割開來談判。所謂「靈」,指的是技術研發、商標專利、品牌,所謂「肉」,指的是生產能力、客戶通路。靈魂牢牢把住,肌肉則可合作甚至合併。靈與肉的主導權,甚至控股權,在併購發生時,應該切割為不同區塊,靈活談判。

然而,台灣的企業主多為家族心態,反正都是我的,一向來都靈肉不分,臨場切割,難免混亂和不捨。反觀國際專業大公司,平日就靈肉分家,如2013年所謂的「微軟併購諾基亞」一案中,諾基亞只將所有「肌肉」賣給微軟,「靈魂」部份如品牌、專利、地圖技術只授權給微軟使用,最終微軟經營不善而手機虧損七十六億美元,但諾基亞今天還在用靈魂賺錢。

中資併購並不可怕,台灣企業自己不懂得靈肉分家的操作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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