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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台灣缺創業資金,馬雲羞辱的是台灣老人和年輕人

馬雲面對著一群台灣老人,對台灣青年喊話說他要拿出錢來,讓台灣青年有發展機會。這裡面有善意,有見識,但同時也是對台灣老人、年輕人的一記當頭棒,甚至是一種當面羞辱。台灣一點都不缺資金,馬雲之所以能起家,重大原因之一就是一個出自台灣的蔡崇信,當年不但真金白銀的拿出私人的數百萬美元,後來又動用了台灣富豪家族的巨額資金,幫助了當時沒人看得上的馬雲渡過危機。沒有台灣錢,就沒有今天的馬雲。台灣哪缺資金給年輕創業者?

台灣一點都不缺資金

馬雲的案例證明了,台灣雖然小,但是只要參與世界,依然可以利用世界的廣大土地和人才,成就世界級的功績。地球上還有印度、非洲、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緬甸⋯⋯每一處都有成千上萬的大小「馬雲」,而台灣也還有成千上萬的大小「蔡崇信」。只要台灣年輕人敢於走出世界,敢於讓世界走進台灣,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朵花?關鍵在於,有資金的機構和個人,信得過年輕人嗎?年輕人敢於移動、懂得如何尊重別人的錢嗎?

很多很多生活難過的人不知道,台灣現在雖然低薪、大家錢不夠用,但是今天的台灣依然是「錢淹腳目」,只是淹的不是你的腳目。否則,公股銀行哪來的那麼多爛頭寸,求著借給富豪家族?否則,金控公司哪來的豐厚經營利潤?否則,哪來的世界排名第五的外匯存底?否則,政府一打房,哪來的那麼多人跑到海外買房?否則,月薪才三萬的子女,怎能經常的參加一餐一千元的朋友聚會?

但為什麼你感到缺錢?

台灣一點都不缺錢,比起大多數國家,台灣屬於「錢多到不知該怎麼花」的國家。台灣的問題,在於錢的囤積方式還有流通結構。老一代的家族企業家,在世時像農民囤積穀糧一般的囤積財富,死後諸多家族成員一分了事,所有旗下事業都分拆倒退十步。一般人則有錢就買房,把寶貴的金錢化為鋼筋水泥,從此這筆錢就無法參與經濟中的流通創新了。同時,全體社會在中國百姓式的價值觀下,認為「政策就是用來吃的」,集體吃政府,富人要降稅,常人要福利,非農民、漁民要冒充拿農補、魚補,「民意代表」要參選以求十倍、百倍回報,政黨不分藍綠為了奪權後的鉅額紅利以及既得利益的自保。這一切一切的後果,就是「金錢」這個寶貴的經濟流通血液,從正常的血管中被吸出,進入了大大小小的肥腫器官,而支撐身體的肌肉和骨骼,得不到必須的養分及氧分。你若有幸,則成為肥腫器官的一部分,你若不幸,就成為了嗷嗷待哺的肌肉和骨骼。

至於年輕人這方面,台灣年輕人感到缺錢,一部分人是不幸家境下的真實絕望,一部分人是父母的家產還未轉到他身上,一部分人是因為追求本來就超乎其年齡的生活方式,一部分人是耽溺於短暫自欺的小確幸,還有一部分人是把精力花在「反政府反政黨反扁反馬」上而無暇學習生存技能。

被看破手腳的台灣

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中國固然自己問題重重,但是中共及其社會中的富人,已經把台灣的問題看穿了!台灣不缺資金但缺乏投資的勇氣和金錢的流通分享,看穿了這點之後,就能庖丁解牛一般的,將台灣依照階級意識分塊肢解,肥腫的器官切下圍爐,骨頭熬湯,肌肉切細後快炒,至於那切不動、嚼不爛的筋塊,那就大塊紅燒吧。看穿台灣後,北京今天的態度幾乎就是:什麼服貿、貨貿,你愛簽就簽,不簽拉到,所謂的「以經逼政」,還算是看得起你,沒有了那些正式協議,我肢解台灣時還更自由一些呢。這些,都已經開始了。

台灣政客的奪權、保權意識不改,台灣的家族企業的囤積自肥習慣不改,台灣選民的「吃政府」的貪便宜衝動不去,台灣年輕一代的「一切怪別人」的習氣不去,台灣不會好;打倒了國民黨、消滅了民進黨,台灣都不會好。

但為什麼你感到缺錢?

老世代和新世代,在台灣現在處於「相剋」的局面。你去問任何一個30歲以下的人(包括富二代),他會抱怨老人不放權、不散財、不分享,而當你問任何一個60歲以上的人,他會告訴你不是他不想交棒,而是因為現在年輕人太急躁、太懶、太不識大體。都是道理,但是這種相剋的局面若持續,台灣就要等著被割宰,因為,一個權力流通堵塞、金錢流通不暢的國家,在今天的全球化(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大勢之下,必定村落化乃至經濟敗亡。

有人會駁斥說,世代相剋是全球現象,非台灣獨有,君不見美國、英國、日本⋯⋯對於這種看法的人,這?要不客氣、很不客氣的指出,美國、英國、日本關你台灣什麼事?人家地大物博,經得起長時間的世代衝突,傷身但不傷骨,你台灣地狹人稠,什麼天然資源也沒有,有的就是人力資源,靠的就是人和,靠的就是內部的腦力、財力、權力流轉方式的快速與時俱進。此時此地,還虛妄的說「別國問題也一樣」,好像台灣也是大國;這種可笑的「大國意識」,使得台灣人從來無法「就台灣論台灣」。

台灣的老世代必須閉門思過,每天都思過。台灣的年輕人必須驚醒,但不僅是對老世代作為的驚醒,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已經「村落化」的驚醒:一種不敢走出家門、只敢關起門來罵家人的長期怯懦。

認清地球的自然規律

台灣的創業公司不必以阿里巴巴為楷模,年輕人也不必想變成馬雲;台灣不是中國,你也不是馬雲。天下多數的事情是機率的事,13億人才會出一個身高2米25、但是還能快跑高跳的姚明,同樣的,13億人的飢渴市場才會產生十幾位的大小馬雲。中國是個三千年歷史、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地方,是個出項羽、劉邦、毛澤東的地方,台灣是個400年近代史、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地方,台灣不出老虎,因為虎族需要至少4000平方公里的整塊叢林郊野才能生存。

認清地球的自然規律吧!單憑台灣這個島的自然條件,出不了姚明、馬雲,你要真想做馬雲,你只有一條路:腦子走出台灣,走進世界,或者腦子裡打開台灣,讓世界走進來。地球的陸地總面積是一億四千八百九十四萬平方公里,台灣只佔其中的百分之零點零二四 (0.024%),人類的城邦近代文明將近四千年,而台灣的近代文明才不足四百年,在如此的差距之下,你還耽溺於村落化,既不走向世界,也不讓世界走進來,只懂得處處以中國為坐標,看人差就樂,看人好就羨,對你好就鞠躬,對你兇就謾罵。這種既不懂得世界的自然規律,又不懂得自敬自強的幽暗心態,使得台灣變成了「亞洲第一村」。比台灣小一百倍的新加坡,人家的政治人物尚且在觀天下,台灣的政治人物擺一排在舞台上,你說誰在觀天下?不要說世界觀,他們連亞洲觀、中國觀都沒有,全體只有一種觀,凱達格蘭觀。

被羞辱是活該

台灣的老人及年輕人,這一次被羞辱,不好意思,我覺得是活該。當下中國的幾十名科技新貴,其起家的原因大致有二,也都不完全光明磊落。其一,他們就是中國大地產生的當今項羽劉邦、陳勝吳廣,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任何惡劣環境都壓不垮的不世梟雄。第二組人,則是靠著堅忍不拔的山寨早年台灣軟硬體,乃至後來拉下臉皮山寨歐美科技產品,最終得以成就巨業的投機者。這過程整整花了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台灣的苦幹有成的創業家,已經從壯年變成了老年,但意志依然貫穿企業,而壯年的家族事業者,忙著生兒育女以便家族事業血緣傳承。在這二十年間成長的年輕一代中許多人,忙著享受父蔭、忙著看漫畫、忙著吸收沒有深度的新聞以及沒盡沒了的家務吵嘴、忙著將所有的氣,不成比例的怪政黨、恨政府、賴中國。二十年後跳出個阿里巴巴,蹦出個小米,台灣人好像很驚訝的問:為什麼中國能,台灣不能?而於此同時,「民意代表」和政府還在等待家族金融機構的利益回饋,而阻擋「第三方支付」這種全世界早已通行的金融工具。如果這不是活該,什麼才是活該?

笨蛋,不是沒錢,是不會用錢

台灣很有錢,但是金錢的用途和流轉方式,倘若不改,任何的「產業政策」或這個那個基金,都屬於「XX」(填充題)。政黨固然可恨,權貴固然可憎,但是政黨變成如此可恨,權貴變成如此可憎,真的沒有你我的因素?推翻他們,以你代替,你要怎麼做?在你能夠做出對的事之前,你有沒有需要改變的世界觀、價值觀?

馬雲同時羞辱了台灣的老人和年輕人,雖然直言無禮,但我得說:羞辱的好!他的發家,相當程度靠得是台灣的資金和人才,回頭一罵,也可看成為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恩方式。台灣的老人和年輕人如果繼續同時不知羞恥,二十年之後,到台灣來羞辱老人和年輕人的,極可能是一位來自越南或菲律賓的中年企業家。當然,倘若那是一位從台灣到東南亞打拼的人或其後代,台灣在台式特異功能之下,只要媒體稱呼他為「台灣之光」,對於那群既不走出世界也不讓世界走進來的台灣人,事情也就那樣了。

台北、香港、北京的政治連動 -2014札記

2014年的台灣政治大動向,以年初三月份的太陽花學運起頭,至年尾的地方選舉國民黨慘敗告終。同年份的香港政治大動向,由年中的「七一遊行」到九月底的佔中行動,一直持續到今天。而中國方面,整個2014年都處在「有選擇性的全面打擊腐敗」以及「公民消音」的狀態之中,直至年底開除周永康黨籍為止。2014年,台灣和香港的政局,通過青年世代的交互影響,呈現了「互動」的局面,而中國政局雖然沒有直接和台、港互動,但在水面之下卻避不開「連動」,畢竟台、港的動向是中國民族主義下一個繞不過的問題。

太陽花與佔中互動

四月間,在太陽花學運邁入高潮之際,我即在知名港刊上撰文,提醒北京當局,太陽花學運的「世代翻轉」意義大於「反中」意義,如果中國看不到這點,而把太陽花視為一場反中或台獨的純政治運動,那麼將自食苦果,而且苦果不僅是台灣,也是香港。當時該文建議,北京當政者若有任何化解中國未來政治苦難的想法,就應該在太陽花學運尚未轉型之前,肯定青年世代是「未來中國」的希望,倘若北京跨不出這一步,中國等於與整個台灣、香港的青年世代為敵,幾十年難以扳回。

當然,北京的「大人們」聽不進去,甚至根本沒聽到。與此同時,台灣的主政「大人們」,也都根本認不清「世代翻轉」的本質,國民黨在已經腐朽的傳統傲慢以及黨內政治鬥爭之下,不但動作永遠慢一拍,而且還一直打錯拍。

而青年世代沒閑著,台灣青年在「孩子們」這把進可攻、退可守的大傘之下,吃儘了「大人們」的豆腐。這經驗,部份導致了香港的青年世代以為也可以用類似策略吃香港大人們的豆腐,但他們有所失察,香港其實沒有香港大人,只有北京大人,而「北京大人」不是「台灣大人」;台灣大人只求眼前過關,而北京大人的難處卻是歷史過關。

對北京政局的牽動

台、港政治在2014年間的互動,有沒有牽動北京的政局?不但有,而且還不小。香港的「佔中」概念的提出早在2013年,雖然台灣青年的佔領立法院在時間上搶了頭香,但是九月底才爆發的佔中行動,其對中國高層的影響,卻遠遠超過太陽花。其中的道理是,後期太陽花的氛圍雖然轉向反中和台獨,但由於北京的主權從來不及台灣,衝擊再猛烈,也不過是來自體制外的挑戰。而香港就不同了。

在中國的主權下,佔中的「真普選」要求,卻是來自體制內的挑戰;在北京的眼?,台灣雖然難搞,但那究竟只是還飄在空氣中的病毒,而香港卻是自己身體內的病毒。兩年之前,北京對待香港的民主風潮,還寄望于「食補調理」,但經過大量港民至少在精神上支持佔中青年之後,只剩下了兩條路:動外科切除手術,或者進行高強度化療。任一種,都會進一步加深台灣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對北京政局的牽動

2014年底的地方選舉,民進黨大勝而國民黨大敗,加上一台既威脅國民黨也威脅民進黨的自走砲柯P,2016的台灣大選形勢陷入詭譎,到時究竟是傳統的兩方勢力肉搏,還是三方勢力合縱連橫的新擂台,或許再過半年就能明朗。在那之前,北京只會發揮其「右手畫方、左手畫圓」的特異功能,伴以「一手推一手拉」的水磨功夫,陪著台灣玩。但等到了2015下半年形勢明朗之後,北京再不清楚表態也不行了。

多年以來,台灣的政治深受美國政治利益影響,而經濟深受中國政治利益影響,已然形成了一種詭異的「美中共治」;任何意欲角逐總統大位之人,不分黨派,都必須把美、中兩因素納入考量,謹慎的措辭,而且還不能被清純的青年們察覺。因此,在2015下半年中國表態之前,任何一位潛在候選人都不會清楚的說出他/她的中國論述(如果有的話)。在這點上,太陽花世代的動向又是一個不可知的變數。他們如果像2014年初一般的熱血,在2015上半年就逼迫潛在候選人清楚表明中國論述,不然就衝進總部辦公室並佔領,那麼北京和華盛頓又要頭痛了;但如果他們已經被磨練得懂得「識大體」,甚至被某黨某派收編,那麼中國和美國就會暫時鬆一口氣。

柯P,不但是自走跑,也是一顆自由電子,目前還享有自由變換軌道的餘地。他可以使銅變金,但也可以使金變銅。他如果能走出手術室,走進台北市,那麼他的政治生命就可以長壽。但是倘若他決定把台北市立刻拉進手術室,那麼他確實可以成為一個改變台北市政治文化的巨大人物,然而也可能因此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手術式治療、化學式治療、調理式治療,哪一種在當下對病情最合適,這個問題永遠是一位好醫生的困難決定。 

「世代翻轉」才是未來的政治動力

2014將去,2015將來,轉眼就是立冬,然後就是立春,然而政治有自己的邏輯,不會跟著節氣走,更不隨著政治人物的意願走。馬後砲的看來,太陽花學運在港台互動之下,最大的意外收獲是「以鄰為壑」,使得香港上了第一火線,台灣變成了中國的次要問題。另外,造成2014地方選舉結果的主軸,既不是政黨投票,也不是政策投票,而是一場反馬、反權貴的投票。台北、香港、北京的政治大佬們,不知看清楚了沒有?如果看清了,2015年的決策,是否應該吸取2014年的教訓,學習由青年世代的觀點看問題,進而承認「世代翻轉」才是未來的政治動力呢?

台灣未來30年需要何種生存競爭能力?

在數位全球化的趨勢下,其實所有國家需要的生存競爭能力,都是同一組能力,只是各國的天然資源、人口壓力大大不一樣,因而對能力分佈的著重點不一樣。那麼,讓我們把眼光拉到2044年,才占地球總陸地面積0.024%、地球總人口0.329% 的島國台灣,未來30年應該著重培養哪方面的能力?

總體上,台灣社會還沒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後工具」時代,再過十年,當跨過門檻後,整個人類的過去經驗,也就是歷史,將逐步失去其對未來的指導作用。到時候,任何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都將由其國民的未來感,而非歷史感而決定。目前還停留在「以歷史感立國」的台灣,到時可能陷在一個「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的尷尬境地,也就是還沒找到歷史答案,未來感又建立不起來的幽冥地帶。

我們先來看看,未來10-30年之間,人類將踏入什麼樣的一個前所未經歷的環境。

徹底不一樣的新時代,台灣看到了嗎?

過去4000年的人類歷史,無論如何的進步,如何的革命性創新,都只是一個「工具改良」的過程。例如,工業革命是對機械動力、能源應用的改良,電腦是對人腦運用效率的改良,互聯網、手機是對通訊能力的改良。主宰工具改良的,還是那個4000年來沒有改良過的人腦。換句話說,所有被改良的工具,其「智能」都是人賦予它的;火箭飛再高再快,也是人腦在控制它,電腦運算能力再強,也是人在用它,再神奇的藥物,也是人發明的。在這4000年?,「人」的定義很簡單,那就是娘胎裡出來的才叫作人。

大約20年前,美國歷史學家提出一個疑問:當有一天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生氣的時候,人要不要把它當人?他的答案是「必須」二字,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機器實施種族歧視;他說:不要忘了,曾經有一度我們也只把黑人當做生產工具,而不把他們當作人。

這一天不遠了。科學界預測,2018年,單一電腦(也就是你的筆記本、平板、手機)的晶體數量,就要超過人的腦細胞數量了。到了2044年,地球上連結起來的晶體,數量將是所有地球人的腦細胞總數多出幾十倍、幾百倍。而那時,人的頭腦還是像今天一樣,分為幾百、幾千個派別,但為數十倍百倍的電腦晶體卻有機會不分派別的合為一體。到時候,即使「電腦們」還沒有原生性的智慧,但是至少也會出現對「人們」決策的否決權。另外,不要忘了,物理性質的電子電路僅僅是未來智能的方式之一,另外還有能量更為巨大的生物電路的可能性。

歷史上第一次,工具可以對人說NO。今天只是你的汽車上的酒測感知器拒絕你酒駕,明天可能是所有美國生產的武器都拒絕向鑲有「美國人」晶片的對象發射,後天就可能是電腦之間出現集體決策能力。科技,將開始脫離人類的絕對控制。今天聽起來好像很可怕,但那是因為你我一向來假設「一個不受我絕對控制的東西是可怕的」;但別忘了,種族主義、歧視主義、大男人沙豬主義的前提假設也是一樣。一旦去除了這個假設,不受絕對控制的工具,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從現在到2044年,會是一個萬物逐步相聯的過程。依然魯鈍的人腦,與物聯網的智能差距將越來越大,系統的「智慧」將越來越強。到時,誰最善於和物聯網共處,誰就最能影響你的行為;哪幾個國家制定了物聯網的遊戲規則,那幾個國家就掌握了台灣人的行為(嚴密的物聯網今天就已經存在,例如美軍的所有武器都已經「物聯」起來了,並且可以在無人力介入下,進行對打擊目標的判斷)。台灣若想在一個萬物相聯的世界中保持競爭,今天就必須開始學習放棄「凡事靠人」的習慣。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與這個「後工具時代」同步出現的是另一件新鮮事。今天20歲的人,預期壽命可以到100歲,而2024年出生的嬰兒,應該可活到120歲,2044年的嬰兒,可望朝向150歲邁進。這是一個二代健保應付不了的局面,就連八代健保都不一定能應付。想想看,如果家族企業的董事長100歲還在生龍活虎的上班,他的70歲小兒何時才能接班啊。此時的人類組織,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將越來越依賴流程治理,而非人腦的機巧治理。這點又是今日台灣的弱點,基本上,今天的台灣還是一個依賴人腦機巧治理的國度。

更麻煩的是,人類的生育能力依然在16歲就完備了,青春叛逆期依然始於16歲。到那時,「叛逆青年」的跨度將從16-25歲,延長至16-40歲,這對整個社會的制度彈性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台灣今天依然金字塔型、家長式社會,將越來越無法應付社會的變革。

這絕不是科幻小說,而是迫在眉睫的事態,並且已現端倪。想想看,今天已經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弱勢的台灣,倘若在內部機制、價值觀、競爭能力組合上,不能與時俱進,到時將會如何的氣餒啊。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或有人辯說,大家都一樣啊,各國的困難都相同啊。台灣的人民素質,在世界上還算不錯,經濟競爭力排名也還在世界頭20名之內啊。 這就觸及關鍵所在了。

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界中,競爭力的要素將出現天翻地覆的翻轉。接下來十年就是一個「要素翻轉」的十年;誰能隨著新要素翻轉,誰就能夠保持競爭力,甚至反敗為勝,誰要不能,就被淘汰。

過去20年,台灣經濟不振,其實不是台灣人不努力,也不是因為台灣人的能力退步了,而是世界變了,台灣人沒有跟著變。在「與中國無關」一書中,我用了「狹義全球化」和「廣義全球化」的對比概念,說明了台灣這20年來跌的一大跤。簡單來說,台灣30年前經濟成功所依賴的能力:勤勞、服從、跟隨、山寨改良,由於沒有與時俱進,當世界的競爭要素發生翻轉時,反而成為了台灣的最大絆腳石。

在「與時俱進」這任務上,台灣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現在眼看著就要跌出第二大跤,著實令人心焦。這第二跤,摔得恐怕會比第一跤更慘,因為,這次即將翻轉的要素,更加超出了台灣人的意識和價值觀。

扼要說來,接下來30年的翻轉要素,可以歸納為幾點:

-系統的動能,由「控制」走向「配合、協調」;

-溝通的介面,由「定義清楚的單點」,轉向「動態的多點」;

-生產力由「集中規模」,轉向「分佈差異」;

-教育由「老師中心」,轉向「學生中心」;

-市場競爭由「價格」轉向「價值」;

-國家力量由「手腳」轉向「互聯系統」;

-決定國家興衰的,由「廣大平民」轉向(設計、運作互聯系統的)「精英」;

-設備由「工具」轉向「夥伴」;

-利益由「集中」轉向「均沾」;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國家貨幣」的角色只用於中大型交易,日常交易趨向「比特幣」化,或類似的第三方支付;

-大量的「日常人際接觸」,被「萬物互聯」的自動化取代,「人情」的作用將下降;

-傳統的「利害關係」,將因為互聯系統的均衡化效用而淡化;

自己的台灣自己翻轉

相對之下,目前台灣的金字塔形政治體制、政場只重結幫不重合力的地盤文化、權力利益集中的企業體制,家長式的教育體制、社會的民粹氣氛、消費者的貪小便宜、市場普遍看價格不看價值的文化,在在都是「與時俱進」的攔路虎。

聽起來很悲觀。但是台灣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這得看台灣人自己的反省能力和行動能力。倘若台灣還沈溺於歷史,以悲情作為主動力,那麼就真的很悲觀。但是,倘若台灣人能夠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以未來感作為前進的動力,充分認知到接下來的30年是世界競爭要素翻轉的30年,每個人在自己的角色上,對這個島上的一切陳舊制度、陳舊價值觀,做出相應的翻轉,那麼台灣還是可以有希望的。

未來的競爭力,已經不是「大國」或「小國」的問題。事實上,未來的競爭是否以「國家」為單位,都還不一定。遲早有一天,除去了極少數的巨無霸大國之外,其他小「國」的所謂「主權」,都會變成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名譽。例如,20年之後的Google,其對世界的影響力道,將超過絕大多數的小「國」。事實上,到了那一天,Google是否還只是一個「公司」,抑或它成為了世界共同接受的一種尚未被命名的虛擬實體,也未可知。今天所謂的「國家」和「公司」,也不過是人類近400年來的發明,人類還有許多未知的「想像共同體」,正在等著被發明。台灣,也可以作為一種目前還不知名的「想像共同體」而活躍於地球。

與「後工具時代」同時形成的,或許還有政治上的「後主權時代」,文明上的「後宗教時代」。人類的下一波巴士已經啟動,而台灣還在追趕上一波巴士的末班車,渾然不覺自己有可能搭上下一波巴士的頭班車。

習近平與台灣大學生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

這是一篇談兩岸政治的文章,但是必須先從一隻貓談起。(如果你讀到這裡就已經感覺這不會是一篇正經文章,那麼你正是文章的主要訴求對象,請往下讀)。

這也是一篇兼論代溝和文化差距的文章。

話說那隻貓。

帶電光眼神的流浪貓

一次歡笑閒聊的場合中,幾位30出頭,也就是「大人們」稱為草莓族(或80後)的女士聊到了其中一位所養的貓。這隻貓神了去了,iPhone 中的它,不雅的斜靠在沙發座墊上,似笑非笑,雙眼射出看穿了你的電光,略帶一點不屑,略帶一點審查。

貓主人說,它是一隻撿回來的流浪貓。喜歡貓但專撿流浪貓,這已經是30歲的人和50歲的人之間的代溝;30歲的人認為這是救一條小生命,50歲的人覺得那是促長棄貓。

神奇的事在後面,代溝之下還有代溝。30歲出頭的貓主人說,促成她撿回這隻貓的是兩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30的她和20的她們之間的代溝,不亞於50和30之間的代溝。

20歲、30歲之間,已經有代溝

事情是這樣的。她上班途中,總要經過一個角落,附近經常有流浪貓。天天走,沒怎麼在意,直到有一天,她注意到這隻長相奇特的貓,又瘦又弱,曲卷在牆邊。再走幾步,正好有一家小超市,她一時衝動,進去買了一罐日本進口的貓食,轉回去喂那隻流浪怪貓。

看著貓咪使勁吃,她有種滿足感。身後突然有人嚴厲的說:你不能讓它吃這個牌子的貓食,這個牌子不好,會吃壞貓。她轉身,看到說話的是一個女生,也就是一個大學生。她回答到,它都餓成這樣了,有的吃就不錯了,而且這也不是便宜的貓食,日本進口的呢。

大學女生很不高興,把話再說一次,這個牌子不好,對貓不好。然後,這女生一把將貓抱起,不讓貓再吃。喂貓者錯愕了,本來她不過是可憐這隻貓,沒有收養的意思,至少不是現在,現在還要去上班呢。基於賭氣,她也不客氣的說,你不能把貓抱走,它是我先看到的,你先留著它,把電話號碼給我,我下班來拿貓。

(這又是世代差距了,50歲的人不會這樣反應,頂多是假惺惺的誇大學女生兩句然後走人)。

大學女生說好,給了電話號碼,然後抱著貓離開。

下班後,我們現在的貓主人撥通了大學女生的電話。女生說,貓在我的一個朋友家裡,你去拿。她去了,開門的是另外一名大學女生,交出來的東西讓未來的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大吃一驚,這也才是故事的精彩所在。

長相與眾不同的流浪怪貓,已經被洗得乾乾淨淨,毛絨絨的看著她,打了絲巾,蹲坐在貓籠內。一同打包的,還有兩罐「正確」的貓食,兩個小瓶子。大學女生說,這貓的眼睛有點發炎,這一瓶是眼藥水,它的左邊耳朵有點受傷,用另一瓶治療。

臨走,大學生一再叮嚀,如果你不想養了,送回來給我,千萬不要送到流浪貓收容所,在那?它會被安樂死。

就這樣,30出頭的世代,見識到了20左右世代的不同價值觀。說完這故事時,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感嘆說,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當年真有點不一樣;發出這感嘆時她渾然不覺旁邊還有許多40出頭、50出頭的聽眾。這隻貓,她已經養了3年,流浪過的貓,從來不喜歡再出門,只喜歡用各種不雅的姿勢在沙發上廝混。貓並不知道,它今天能活得如此暇意,至少依靠了兩層代溝,而這兩層代溝至少花了30年才得以形成。30年前,同樣的一隻貓,多半在被棄養的當下就死了。

習近平與貓的關係

貓的故事說完了,那又與習近平有什麼關係?容我提一個非典型的問題:如果在台灣本土,30歲世代不理解20歲世代的價值觀,40歲不理解30歲,50歲不理解40歲,那麼你猜,60歲的台灣人和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太陽花學運,你期待60歲的台灣人理解嗎?

那麼,隔著海峽、青年時期和農民工人相依為命、從來沒有小確幸過、從來沒有公民投票過、終生刀光劍影的60來歲的習近平,他與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你期待他理解什麼叫「太陽花學運」嗎?

50歲的台灣人,大多數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許多人權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20歲的人卻把貓權提昇到人權的高度。20歲的人同樣不理解,為什麼在尊重生命這件事上,必須分出「人權」和「貓權」,一個不憐惜陌生貓狗的生命的人,會真心的關懷陌生人的生命嗎?

這裡談的不是對錯是非,那些可以留給哲學。這裡談的是真實世界中的世代價值觀差距,以及文化的差距。凡是不承認這種差距、不面對這種差距的人,終究不能引領世代。

如果不能期待60出頭的習近平理解台灣的年輕世代,那麼可以期望60歲的台灣政治老人理解中國的年輕世代嗎?不管他/她是藍的還是綠的。

聽起來挺麻煩的,是不是?在偉大的中華家長文化之下,40多歲的領導人,如當年美國的甘迺迪,今天英國的卡麥隆、美國的歐巴馬,在海峽兩岸都不可能,這等於是說,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的領導層,都將繼續以陳舊的政治觀點進行角力,什麼「統」啊,「獨」啊,「主權歸屬」啊之類的東西。別忘了,這可是一群看到流浪貓就嫌棄,最多恩賜以安樂死的老傢伙啊。

兩岸是否和平,由年輕人決定

兩岸的前途,如果有和平,一定不來自60歲以上的老人群,切記這點。他們腦中的政治意像,不是槍桿子,就是銀根子;他們講究的,不是軍事實力,就是經濟實力;他們即使同情流浪貓,也不會注意到貓眼發炎、左邊耳朵有傷口。

不管在台灣還是中國,20、30來歲的年輕世代,普遍感受到老人政治之下的疏離感、無力感;在台灣,他們開發了「小確幸」以避世,在中國,他們開發了「金錢萬能」以存世。兩岸年輕世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以及價值觀的差距,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代溝」,拿的都是iPhone , 玩的都是SN社會網路,打的是同一款遊戲。

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手機子

今天,彼岸的60歲老人們,正拿著傳統的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半強硬、半懷柔的脅迫著此岸,而此岸的60歲老人們也習慣性的從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邏輯來對抗或配合彼岸。但是,彼岸老人從來不敢拿著「手機子」脅迫台灣,因為他們知道,在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世界?,台灣必輸,但在手機子的世界?,他們必輸。荒謬的是,台灣的60歲老人們,同樣的害怕手機子,他們寧可打一場必輸的戰,也不敢面對手機子在島上對他們的地位威脅,因此不自覺的放棄了一個與世界溝通的利器。

在互聯網的世界內,沒有統與獨,只有相互加分。一切的「溝」,年齡的、文化的,都會趨近抹平,而這正是玩傳統政治的老人們最害怕的。如果你現在還只有20、30來歲,千萬不要落入老人的圈套,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就在你的身上,大膽的去滑你的手指、敲你的鍵盤;在大數原理下,當台灣年輕一代每年滑出一兆次手指、中國年輕一代每年滑出六十兆手指的時候,兩岸的和平就有基礎了。

你說,那隻貓的意義大不大?

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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