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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文明對撞下的台灣角色

半年前當世界稱呼美國對中國的制裁行動為「貿易戰」時,我寫了幾篇文章分析那絕對不是什麼貿易戰,而是一場「經濟行為規範戰」。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的演講,人們理解為「對中國的批判」,我認為那是錯誤的理解,應該稱之為一場「反中共不反中國」的宣言。而當全球都在討論兩霸相爭必有一戰的「修斯底德陷阱」時,我則認為美中之對撞,絕不是西方歷史上傳統的「馬基維利式霸權」對撞,而是一場人類前所未有、近年才看到苗頭的文明、體制、價值觀的對撞。

只有提高到文明、文化的高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場美中對撞將持續多久,有哪幾種可能的發展路徑,以及判斷其最終的結果。身在台灣的我們,一般最多都只用地緣政治、經濟連鎖效應來判斷台灣在局中的角色,甚至很低端的(抱歉)把它和老早已經脫離現實的統獨思維「送作堆」,或為情緒發洩,或為騙選票。

台灣處於「歷史的偶然性」和「地緣的必然性」

由於歷史的偶然性和地緣的必然性,台灣在這場人類文明高度的美中對撞態勢下,得到了本來一個小島得不到的文明意義,或者說歷史角色。至於要不要承擔這份文明的意義,及發揮這個歷史角色,這完全取決於台灣2300萬公民的意願和意志。然而也不能不說的是,前陣子我連續三篇文章分析到,美國在此場對撞中遲早會向台灣「借名片」,中共也會不遺餘力的阻止美國向台灣借名片。在這場摔角賽中,台灣等於是一家精緻的瓷器店,隔壁住著一隻大象,遠方一隻犀牛對著大象衝來,後果不是瓷器店所能掌握的,只能先把貴重的東西固定好。

既然是文明的對撞,我們就來談談文明。首先要闡明兩點:

1)中共不等於中國,它只是一個現在統治中國的政權;

2)「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二戰後1949年出現的國號,雖然這名號擠進了國際體系,但是這國號背後的體制本質,還沒有和世界國家治理的潮流接軌。

那麼,在人類文明的位階上,「中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處在哪個位置?這個問題,我猜西方的學界,還要再花幾十年才能搞得比較清楚。事實上,在漢字世界裡,這問題已經回答得差不多了,只是由於語言和文化隔閡,西方學者絕大多數只取得到皮毛。

中共一直「皇學為體、列學為用」

「中共現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為模式」,是一種西方世界沒有經驗過的現象,甚至是多數今天活著的中國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新常態」。簡化一千倍來講,它是一種經過肢解再勉強縫合起來的「江山觀」、「天下朝廷」、「大一統觀」為體,駕馭在列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剛性政黨的骨架上的新物種。借用清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論為比喻,它是一個「皇學為體、列學為用」的混血兒。

美國是世界霸權,這沒有問題,我們也不用去美化它。美國警覺到的格局問題是:對中共這新物種的潛移默化、和平演變已經證明無效,那麼,究竟是應該把它打掉後讓中國重練,還是接受這個新物種改變世界的雄心,對未來100年的美國比較有利?

當然,這是一個學者或思想家才會問的問題,政治家只看短期,美國總統只看4年。對政治領域而言,答案當然是前者。

倒是台灣自己要判斷清楚,台灣究竟只是上述「新物種」身上的一個新器官,還是自己就是另外一個獨立物種?如果想做後者,台灣在自我演化的過程中,是否洗得淨「皇學為體、列學為用」的因子?台灣過去的「一人一票選父母官」的百姓觀,以及「誰選贏誰通吃」的江山觀,洗得乾淨嗎?

如果我說,在這場人類未見的文明對撞中,把自己身上的江山觀和百姓觀洗得乾乾淨淨,就是台灣的文明意義和歷史角色,不知你是否覺得這要求太高了?

普悠瑪出軌,台灣國運也出軌?

「國力」這個概念,一般會討論諸如軍力、經濟力、教育程度等等容易數據化的層面,或者諸如制度力、文化力、創造力等等難以數據化的層面。這裡想從一個一般不談的視角來談談「國力」- 一個國家的「腦力」等級。

首先界定一下「腦力」。指的並不是智商(IQ),因為智商是一種常態分佈的能力,任何人群,只要數量足夠,智商一定呈常態的鐘形曲線分佈,也就是最低的和最高的都屬少數,中間的佔多數。如果談智商,那麼台灣的2300萬人的分佈圖,和地球上總數只有1600萬人的猶太人的分佈圖,曲線不會有太大差異。同樣道理,8000萬德國人的智商分佈曲線,和台灣人的曲線也不會有差異。

這裡所謂的「腦力」,指的是人遇到同樣狀況時的不同思維反應模式,以及特定思維模式對綜合國力所產生的後果。當然,這種視角未必能得到讀者的認可,但是以下所談就當成參考吧。

收斂式思維才能完成工程

要舉的事件例子,就是最近發生的普悠瑪列車出軌的災難。火車出軌導致大量傷亡,舉世皆有,原因也不一。但是,各個國家、社會在第一時間所顯示的思維反應模式,卻大大不相同。

冒著過於簡化的風險,這裡把「思維反應模式」區分出兩種: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收斂式思維的基本方法論是「排除法」,就是把所有可能的原因一件一件的排除,然後在無法排除的原因中,用邏輯建立起因果關係,而達到一個最合理的結論,然後結案,然後以此學習,避免同樣的頭再碰同一面牆。而發散式思維,採用的是「聯想法」,就是只要看到一個可能的原因,就開始聯想,一直聯想下去。

對一個國家或社會,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都是必要的,但是得看用途和對象。譬如,若缺少發散式思維,創新就不可能,但若缺少收斂式思維,各種工程就不可能。然而,若出現錯位,該收斂時發散,該發散時收斂,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原地踏步,而最糟的結果是越探討越糊塗。

發散式思維淪為陰謀論

普悠瑪列車出軌這件事,該用收斂式思維還是發散式思維,才能找到真相、避免重蹈覆轍?即使真相可能是複雜的、牽涉到方方面面的交互作用的,但是只有收斂式思維可能找到真相;在這件事上,發散式思維只會將探討過程搞成一團漿糊。

然而,在事件發生後的頭72小時內,至少我個人看到的大眾媒體、社交媒體內的各方第一反應,大約七成在做發散式的聯想探討,做收斂式探討的僅佔三成。在未來的一個月內,這個比例會出現怎樣的變化,若能通過大數據分析,顯現出來的就是台灣這個國家的「腦力分佈狀態」。

腦力分佈狀態不但影響國力的各個層面,在某些歷史節點下,甚至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運乃至生死。台灣現在正處於國運的十字路口,正需要把收斂式思維和發散式思維運用在對的地方,打個比方,狗就應該用來看門,貓就應該用來抓老鼠,但若「狗拿耗子貓看門」錯置了用途,這家人的下場可想而知。

如同前述,重大的列車出軌事故舉世皆有,國力再強的國家都不能避免,如1998年德國的艾雪德列車出軌事故、2005年的日本JR福知山線出軌事故。雖然災難牽涉到機械故障、設計缺陷、人為傲慢、SOP 疏失種種複雜因素的疊加,但這兩個以收斂式思維模式著稱於世的國家,很快的學習到教訓,重振了國民信心。

如果發生在2018選舉前的普悠瑪出軌事件,演變成發散式思維主導之下的政治攻防事態,那只能說是台灣社會的腦力決定國運的另一樁不幸案例了。

「第三勢力」是錯誤的過時觀念

台灣的各式民調,除了那些明顯政黨屬性的,都一致指向一半或過半的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失望,而期待「第三勢力」的出現。很自然的,目前聲勢如紅的柯文哲陣營,被影射為「第三勢力」,也有人期待年輕的時代力量黨或社民黨甚至綠黨。

本文認為,把「過半選民對兩大黨失望」和「出現第三勢力」這兩個命題合在一起談、甚至建立因果關係,乃是一種慣性的邏輯謬誤,反映的是一種長期控制台灣社會的落後思維模式。

「勢力變化」屬於流體力學或量子力學

先談個人觀察的幾個結論:(一)在(如台灣)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生態中,即使過半選民對兩極都失望,也沒有產生所謂的「第三勢力」的可能。道理在於,一個社會會分化為兩極,一定是民眾的思維模式就是兩極式的,這種慣性思維模式就會將任何「第三勢力」謀殺於嬰兒階段。(二)「第一勢力、第二勢力、第三勢力」的思維模式,還是「老百姓等著被明主拯救」、「一人一票選包公、媽祖、濟公」的中國式慣性價值;換句話說,在台灣期待第三勢力,反映出台灣選民還未由「百姓」進化到「公民」。(三)「第一、第二、第三⋯⋯」是線型思考,而人的意識、人的行為、社會變遷屬於非線性(non-linear)範疇;打個比喻說,「第三勢力」的觀念就像是牛頓物理學範疇中的物體概念,而事實上,「勢力變化」比較屬於非牛頓的流體力學或量子力學的思維範疇。

在十年前的社會生活型態下,採用「第三勢力」這觀念來分析台灣的未來展望,還比較有意義,因為那時的台灣政治,不論是掌權的國民黨還是爭權的民進黨,還是依賴嚴密組織性在運作。然而今天,在信息去中心化的數位生活下,民眾的意識和行動力,已經不能依賴嚴密的組織來控制影響了;國民黨因沒看到這點而失敗,現在看來民進黨也將因為對此盲目而失敗。當然,任何其他方,若腦子裡還在想著通過組派系、組剛性政黨來成事,也必將鎩羽而歸。

政治,就是權力及利益的分佈秩序。在今天及未來,任何企圖用「權力、利益中心化」方式來從政的人或團體,必然會因為落後於時代潮流而消失;「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中心化的思維,被困在這種思維下的人和社會,是無法跳出盒子思考而掙脫困境的。

「第三勢力」觀念已不合時宜

那麼,什麼才是合乎現實、合乎潮流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呢?「生態」(Ecology) 和「演化」(Evolution)和「自組織催化器」(Self-Organized Agent)應該是三個不錯的觀念。 在「過半選民對兩大黨不滿」的事實下,許多人因為「看不到夠格的第三勢力」而擔憂、焦慮。其實不必,因為「第三勢力」只是個過時的觀念,用來分析今天台灣、展望未來台灣是用錯藥了。

在過半選民對兩大黨不抱希望的背後,顯示了過半選民還有追求,還有生命力。在生態演進的觀念下,凡是生命必然會自我找到出路,而解決方案往往是不依賴帶有高度目的性的組織的,而往往是自生聚集的。

台灣應該停止寄望於出現一位包公、媽祖或濟公帶領什麼「第三勢力」,而應該寄望於在當前社會生態環境中,因為大量人民的不滿意、不服氣、不服輸而產生出的生命力量,自我催化而成國家公民意識。新生的台灣,不應該是「百姓」與第幾勢力之間的關係,而是「公民」與政府體制之間的關係: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制衡,利益與風險之間的對等。

讓我們用「生態力」、「演化力」、「自生力」來分析台灣的未來,不要再期待「第三勢力」了!

大象經濟學

六月上旬,上海台商傳來消息,市面上出現錢荒,人民幣吃緊了。六月中旬,中國各省出現私募基金週轉不靈甚至倒閉的消息。六月下旬,中國央行救市,國有銀行及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下降0.5%,此舉的救市效益,從7200億到3.2兆人民幣的說法都有。同時,上海股票指數跌至五年新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至三年新低。

這一切,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身處中國大陸塊旁兩百公里,台灣就像一家精緻的瓷器店,隔鄰住著一頭大象。這頭大象只要跺一跺腳,店內的瓷器可能就摔破幾件,若翻個身,店內的貨架可能就要晃。倘若大象起興到瓷器店裡散步,店的損失就大了。

隔壁大象的經濟結構

這地緣要素,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此,台灣必須要比其他地方更懂得大象生理學和大象心理學。本短文談的是大象生理學中與台灣最為直接相關的一部份 - 大象的經濟結構。

西方經濟學家,一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西方迄今為止的各種經濟分析模型,用在中國大象身上可能只是瞎子摸象。金融投資界的分析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目的只是從中國賺錢,挑選的分析方法不過是怎麼好賺錢就怎麼分析。

但台灣不行這樣,因為台灣就住在大象身旁,直接間接的經濟相關度高於50%,再努力掙脫,相關度恐怕也永遠不會低於40%。不管雙邊的關係如何變化,在你我這輩子都是如此。因此,台灣對中國經濟的判斷,絕不能用一兩年為時間尺度,而至少必須用五至十年作為尺度。

長期經濟很深奧,我只能用容易懂的一個概念來做比喻 -企業的榮衰成敗。中國常常對外誇耀,說自己只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強國200年才能企及的成就;事實上這樣說也沒錯,不論從基礎建設、GDP總量、城市面貌,今天和30年前的中國,至少在城市中,可說是換了一個樣。我本人就親歷了這個過程。

中國現金流來自無限的印鈔票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家公司,用老牌大公司十分之一的時間就做到同樣的營業額,你會不會心生一點疑問?請注意,這裡說的是「營業額」,而不是「市值」。「市值」可以因為投資人的心理而飆漲,而「營業額」是硬碰硬做出來的。

只有在以下情況,「營業額」才可能以火箭速度飆升:(一)產品太好,供不應求;(二)生產成本低於所有競爭對手,價格最便宜;(三)具有無限的現金流,不計成本削價出售。

個人認為,在中國經濟表面超速繁榮之下,其本質是:改革開放頭30年,動力來自上述的(二),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動力來自(三)。

歸納至最關鍵的一句話:今天支撐中國經濟(以及整體「國力」)的是現金流,而不是真實利潤或附加價值。看似無限的現金流,來自無限的印鈔票(侵蝕信用)、土地財政剝削家庭儲蓄、剝削環境成本、以龐大人口下所謂的「市場」,誘惑吸納外資。

以上模式,民間其實有非常貼切的俗喻:「八個茶壺五個蓋」、「擊鼓傳花」,以及「割韭菜」。

就在幾年以前,美國及西方多半的經濟學者甚至政客,對此中國模式還不知不覺,他們腦子定錨在「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殊不知中國的內需「市場」,只是一個85%被剝削人民支撐著15%菁英消費的假象。

歷史偶然,冒出了一個熟知企業財報如何造假的美國總統川普,且他已決定刺破中國模式。

大象會掙扎、會發脾氣、會找小動物出氣,這個過程可能長至十年。住在大象隔壁的瓷器店老闆和店員,必須有充份的防災準備,貴重物品要照顧好了。

「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

選舉年又來了,一到這種年份,一些人立刻自動進入白痴狀態,藍綠皆然。台灣很多人腦子?好像形成了「選舉迴路」,某些認知神經元自動鏈接,某些自動斷裂;許多日常理性成熟的人,在選舉年頓時失去了常識的判斷框架,甚至冒出童乩現象。

一位堪稱社會賢達、曾為台灣做出許多貢獻的人士,和我分享了他的一個觀察: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

台灣兩極化思維仍在骨子裡

這番話,使我推導出一個類似定理的結論:世界上並沒有「多元化」這個東西,所謂的「多元化」,不過是無數「兩極思維」的交叉綜合;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有無數「兩極化」的腦神經迴路,只是有些人可以擺脫環境的干擾,隨時隨地得在自己的各種兩極化思維之間跳躍,保持從不同觀點看問題的能力;這種能力稱為「通達」或「明白」。而,有些人缺乏這種能力,只要環境內出現特種訊號,他就失去這種通達的能力,而回歸到某一種特定的兩極化思維框架中,而這種特定的兩極化思維,一定是跟某個強大的情緒綑綁住的。

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社會的通達能力,就決定了它是否經常被兩極化思維綁架,也就決定了它的命運。在極端的狀況下,「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就出現了。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

必須一提的是,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

在亞洲,原教旨主義的冠軍非北韓朝鮮莫屬,第二名當然就是中國。還好中國夠大,儘管專政的中共用盡吃奶的力氣推行原教旨的民族主義還有愛黨主義,社會上還是不時冒出抵抗原教旨主義的力道,也就是對多元化的渴望。這些力道就是中國的希望。

過去數十年,台灣一般被認為是亞洲僅次於日本、甚至和日本並駕齊驅的多元化國家。也因為世界上對台灣的這種印象,使得台灣具有超過其軍事實力之上的國家安全立足點。但是,這個多元化印象的立足點,在堅實中還是在削弱中?甚至,有沒有一天這個立足點會消失?

台灣的多元化必須落實深化

如果我是北京,我一定在世界上全力攻擊台灣的這種「多元化印象」;而事實上,北京正在做。北京為什麼要做這個?一般台灣人膚淺的解釋為北京為了要統一台灣,而事實上,北京是害怕,而且是極端的害怕,台灣的多元化一旦實質堅固,整個中國人民和社會就會從根部懷疑中共專政基礎的原教旨主義。

台灣人是如此的被情緒綁架,藍的舊情綿綿不能自止,綠的舊恨綿綿無法自控;日常生活中的多元化優點,一旦有人挑起情緒就立刻歸隊變成兩極化。台灣人還很好騙,北京就希望看到台灣變成原教旨社會,以證明中國實施原教旨沒錯,所謂的民主自由對書寫漢字的人沒用。

兩極化還導致利益的權鬥。為利益而爭,舉世皆然,無可厚非,然而,人類處理利益的經驗和機制非常豐富,最低級的才是鬥爭方式。一個不時兩極化的社會,自然在利益的處理方式上越走越低級。

台灣要成為一個選舉年就兩極化、被情緒綁架、被政客激動、被北京利用的低級鬥爭社會嗎?還是要轉大人,讓多元化成為立足世界的最好國防呢?選擇,在你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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