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中」看香港與台灣文化反差

面對中國,台灣、香港兩者的政治處境很不一樣;香港已經是「一國兩制」的試驗品,而台灣還是一個除了國際身分證、其他一切都完備的自主國度。當香港學生的「佔中」運動爆發時,台灣社會很輕易的就聯想到今年3月份的學生「佔領立法院」運動,但其實,雖然兩者的口號都是「爭民主」,但在政治意義及作用上難以放在同一把秤上來對比。

可以取來作比較的是兩者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兩場運動在風格上雖然俱有許多同質性,但很多方面也都呈現了反差。

香港青年的自尊程度很高

首先,台灣的政黨政治在2014三月份運動發生之前就都已經進行了攻防沙盤推演,而香港的「佔中」概念雖然早在2013年就提出,但是一直沒有政黨的明顯介入,顯得更像一場純粹的公民運動。

其次,兩場運動的參與者都很年輕,但香港的主力群體的平均年齡看起來比台灣的還要小2-5歲。雖然年紀比較小,但是在媒體上、香港人的用語上,沒有人稱呼他們為「孩子」。相較之下,台灣的佔領行動參與者,雖然許多人年紀已經25、26歲,台灣社會和媒體還普遍稱呼他們為「孩子」,而這些碩士研究生也沒反對自己被稱為「孩子」。這種反差告訴了我們什麼?不怕得罪「孩子們」得說,這反應了台灣的社會氣氛比起香港更傾向「媽寶型」。或者說,香港青年的獨立性格比台灣的來得強。

再來,雖然學生怒斥政客和北京,但抗爭學生仍然把自己的香港稱為「東方之珠」,並沒有出現對香港的自我貶低、例如什麼「爛地方、鬼島」之類,顯示香港青年的自尊程度很高,沒被弱勢的悲情所綁架。

另外,不滿學生影響上班、生計的反佔中市民很多,也出現許多對罵、對打的場面,但似乎沒聽到雙方用「誰比較愛香港」、「誰在賣港」的政治帽子互扔。粗話難免,但距離台灣「大腸花」的境界還很遠。

香港青年學生多數能以英語說明他們的訴求,國際媒體也多能掌握學生的訴求要點而加以廣泛報導。但是語言能力不是唯一因素,香港學生對「民主」(Democracy)的要求也很清晰:我們要真正的一人一票。相對的,在台灣的佔領立法院運動中,雖然對國際媒體表達的訴求也是「民主」(Democracy),但卻說不出來為甚麼台灣已經有了多黨制和一人一票,還需要爭「民主」?佔領立法院的合理性,其實來自「爭法治」、「爭程序正義」、「抗議立法委員違法違憲」,但學生們對國際媒體表達不出這種深度,使得國際媒體看不到台灣其實已經在深化民主,而只看到「反馬」、「反政府」、「政黨惡鬥」的一面,殊為可惜;不但浪費了一次深度的國際宣傳,還誤導了國際讀者,以為台灣政治還處在「天安門事件」的原始階段。這本「形象帳本」的一進一出,大大傷害了國際對台灣民主程度的了解。

只有自覺,才能使社會運動越來越進步;年老的,年輕的,這道理都一樣。

利益期望值超載的台灣

先介紹一個我設計的「經濟行為學」實驗,結果屢試不爽:找一群朋友來暢談生意點子,如果大家越談越入港,此時拿出一張A4白紙,裁成小塊,每人發一張,然後請大家不具名的寫下自己得佔多少股份比例才感覺這事值得自己投入。紙張收回,統計所有人的期望比例總和,沒一次例外的都超過100%,至少也有150%,有時還到達200%。但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都只有100%,大家看了之後,都哈哈一笑,說喝茶喝茶。

讀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所謂「經濟政策」,說到底都是一種對人們的「利益期望值」的管理;這是經濟政策永遠擺脫不了政治考量的根本原因。舉凡稅制、財政、貨幣政策、土地政策、補貼政策,招商政策,物價政策,無非都是對全民或特定族群的利益期望值調整,以期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使得經濟活動可以有節奏的進行,不至於發生擁塞或斷裂。

全民的利益期望值高漲

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今天全世界都陷入了過度的利益期望,用街頭語言來說,就是人類陷入了「貪」。但上天給每個國家的資源條件是不均衡的;美國、中國、巴西、澳大利亞所擁有的資源,即使人民都貪,但距離真正的超載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而像台灣這樣資源條件的國家,盤子太小,若人人都貪,總體利益期望值很快就會超出承載能力。然而,國家小不能是超載的藉口,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小國已經證明期望值是可以被管理得很好的,例如新加坡及北歐小國。

經過了上世紀二十年間的大嚼大啖,今天台灣的經濟陷入困境,根本問題在於,除了那些幾乎被社會遺忘的真正弱勢者之外,所有的族群不分官民、不分貧富、不分行業,都已經進入了利益期望值的超載狀態。在這件事上,政府及民間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政府方面,多年來猴急的將經濟政策當作選票工具來用,導致了全民的利益期望值高漲;民間方面,多年來「吃政府」的習慣,加上以「相對剝奪感」掛帥的鼓噪,竭澤而漁或有果子就摘,導致魚永遠長不大或永遠沒有成熟的果子可吃;這是台灣的共業。

台灣寶島正在超載

在今天台灣社會「什麼都抗爭」的現象中,除了少數真實的慘劇之外,多數事件都有利益期望值超載的背景。例如,在人口超載及土地不足的雙重壓力之下,房地產的價格高漲,導致政府、建商、土地所有者、買房人,每一方的利益期望值都隨之高漲,超過了合理水平。政府走上了土地財政,期望由徵地轉手獲得超值財政收入,建商期望超值利潤,土地所有者期望一年漲三倍,買房人期望五年漲兩倍。結果就是都市更新停擺,區段徵收難行,民間囤地不放,空屋率高漲。一方面台灣島上可用土地本就稀少,另方面大量經濟資源被凍結在閒置土地以及閒置建築物的鋼筋水泥之上。這些在期望值超載之下被凍結的資源,原來可以用來進行高附加值的生產活動,以平衡社會中的其他期望,例如工人的薪水提升。

對利益的期望,本來是經濟運轉的發動機,但是當它超載之時,竟然會變成經濟運轉的障礙,這是人類的新課題,尤其是台灣必須正視的當務之急。

承載力超限不遏止,終將出現駱駝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垮的厄運。可以用來做比喻的景象還很多,例如,一條超載的船,究竟上到第幾個人,才會沈沒海中?再如,一架飛機究竟要載到多少噸才飛不起來?台灣這個寶島,在土地、人口、國防、政府成本、人民心理承受力等壓力相互作用下,運轉的空間越來越小,其中一部分人感覺現況還能接受,但是若超載之風不遏止,遲早所有人,包括那些現在還感覺良好的人,都脫逃不了整體系統停擺的厄運,到時社會自殘的猛烈程度,勢將遠超過今天大家所見到的。

滅「頂」大功告成日,企業卻步台灣時

頂新關係企業的惡質食用油事件,短短幾周內演變成「滅頂運動」,政府與民間爭搶「滅頂」的頭香。民間反應從一開始單純的拒買拒吃,迅速發展為趕儘殺絕所有頂新相關企業;政府則由逼迫魏家退出(與惡質油無法律關係的)101大樓經營權,進而徹底抽去與「頂新」及「魏家」相關企業的銀根。

從情勢來看,頂新魏家全面退出在台灣事業的經營權,已經難以避免;倘若集團出現財務週轉壓力,全面出清在台灣的股權,也非不可想像之事。頂新魏家多年來在台灣的「重財務桿槓、輕專業管理、拉官欺市場」策略之下所累積的巨大資產,可能就此一夕之間倒台。

逢中必反加速滅頂

以「頂新」為總稱的這頭巨獸應不應該被整治?當然應該。通過馴服一頭巨獸,徹底的改造台灣的惡質政商結構,徹底的反省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徹底的防止台灣的經濟(如香港般的)走上巨獸壟斷化,一石數鳥,太值得做了。關鍵問題還是在於,過程中要不要以法治倒退為代價?司法是用來辦案的,還是用來抄家的?明顯違背良心的人,應該被亂石打死,還是應該也享有司法程序正義?正義在台灣是以「當事人」為原則,還是以「株連九族」為原則?公司法是以「公司」為單位,還是以「家族」為單位?政府機器是用來護衛國家動力的,還是用來贏得一黨選票的?政務官是用來行使專業判斷力的,還是用來充當打手的?媒體是用來報導的,還是用來吐槽的?

「滅頂」運動瞬間成形,反映出了一個危險信號:人民已經放棄了對政府施政、對企業自我治理的任何期待,而一大步踏入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狀態,反射出來的標準論述就是「台灣沒有大到不能倒的企業」、「把過去賺的幾千億全部吐出來」;至於追殺嫌疑人的方式是否應該依循法治一步一步來,還是當場亂棒打死?標準反應則是「惡人還替他考慮程序正義?」、「惡性重大,人人得而誅之」、「司法就是要做包公,虎頭鍘伺候」。

台灣社會發出的這訊息,清脆無比。響亮到了所有的本土企業家,不分良莠,以及所有的國際投資者,不分背景,都清清楚楚的聽到了:如果你膽敢欺騙台灣的人民,如果你不用世界最高的環保、健康標準進入台灣,台灣人民遲早一定整體打包、溯及既往、加倍奉還,不容你有任何的閃躲空間。

伴隨著這警世鐘聲,還另有一個連帶的訊息:你的資產最好不要放在台灣,管你搞怎樣複雜的公司結構,台灣是認人不認公司的,認良心不認公司法的;欺負了台灣人,就讓你傾家蕩產。

對,或是錯?如果說台灣人民錯了,那麼過去長久的司法不彰,犯了惡行後「一審10年,二審3年,三審豬腳麵線」,就得繼續吞下肚嗎?如果台灣人民這次對了,那麼內資外資企業在上述兩個訊息之下,開始懷疑投資台灣的法治安全性,孤島經濟的台灣,經得起解構嗎?

台灣的商業法治環境,近年來在國際評比中節節退步,已經是個警訊。近兩年的食安問題,更是向世界證實了這一點。衛生署資料顯示,在號稱「美食王國」的同時,台灣政府花在食品安全上的國民人均預算,只有英國的1/4,美國的1/5,香港的1/10。食管法第44、49條,在沒有傷殘死亡的情況下,食安罰金最高上限僅?五千萬,刑期上限僅?七年。政府預算以及立法的落後在前,政府不依法治國在後,各國企業如何敢投資台灣? 根據聯合國統計,在全球吸引外資的版圖中,近年來台灣已經是世界倒數第二,落後於北韓,僅僅贏過非洲安哥拉;能夠吸引投資的領域本來就已經寥寥可數,再配以政府帶頭破壞商業法治,台灣打算怎麼混?

當然,「滅頂」運動得以如此快速成形,除了台灣內部原因,背景中還有一個特色因素,那就是中國因素。魏家兄弟在中國發家,倘若「取之于中國、用之于中國」,那也是正常的商家倫理,但是他們變本加厲的「取之于台灣、用之于中國」,就無法見容於被「取之」的社會了。然而台灣自己是否也應該檢討,台灣的惡質政商結構、落後的立法、不健全的金融治理、公股銀行的爛頭寸比例過高,難道不是頂新魏家得以進行跨兩岸高桿槓財務操作的誘因?

導致「滅頂」的另外一個中國因素,也不得不提。近年來台灣社會信心大失,已經逐步失去了「就台灣論台灣」的能力,而邁入了「以中國為座標」的心理反應深淵。最顯著的,就是亦步亦趨的跟隨著中國的內部政策起舞;中國打房,台灣就必須在同一時期打房,中國打地溝油,台灣就必須在同一時期打劣質油,頗有「輸人不輸陣」的味道,卻渾然不覺台灣的經濟、社會問題的優先順序,不盡然和中國同步同調。

正常國家是一輛四輪驅動的車子;前輪是政治,後輪是企業。台灣這輛車子,前輪早就轉速緒亂,左右搖擺,動力變成阻力,但靠著企業的動力,勉強還能以「後輪驅動」掙扎的前進。而今,官民互爭頭香的「滅頂運動」已然正式的昭告世人,台灣在折騰完前輪之後,已經投身於折騰後輪。弔詭的是,倘若這次台灣各界以犧牲法治為「滅頂」的代價,因而導致國際投資對台灣更加卻步,在前輪後輪雙重動力停擺的狀況下,到時全世界只有一家拖吊公司願意拖吊拋錨在路的台灣號巴士,這家公司就叫做中國。

台灣未來30年需要何種生存競爭能力?

在數位全球化的趨勢下,其實所有國家需要的生存競爭能力,都是同一組能力,只是各國的天然資源、人口壓力大大不一樣,因而對能力分佈的著重點不一樣。那麼,讓我們把眼光拉到2044年,才占地球總陸地面積0.024%、地球總人口0.329% 的島國台灣,未來30年應該著重培養哪方面的能力?

總體上,台灣社會還沒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一個「後工具」時代,再過十年,當跨過門檻後,整個人類的過去經驗,也就是歷史,將逐步失去其對未來的指導作用。到時候,任何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都將由其國民的未來感,而非歷史感而決定。目前還停留在「以歷史感立國」的台灣,到時可能陷在一個「前不把村、後不把店」的尷尬境地,也就是還沒找到歷史答案,未來感又建立不起來的幽冥地帶。

我們先來看看,未來10-30年之間,人類將踏入什麼樣的一個前所未經歷的環境。

徹底不一樣的新時代,台灣看到了嗎?

過去4000年的人類歷史,無論如何的進步,如何的革命性創新,都只是一個「工具改良」的過程。例如,工業革命是對機械動力、能源應用的改良,電腦是對人腦運用效率的改良,互聯網、手機是對通訊能力的改良。主宰工具改良的,還是那個4000年來沒有改良過的人腦。換句話說,所有被改良的工具,其「智能」都是人賦予它的;火箭飛再高再快,也是人腦在控制它,電腦運算能力再強,也是人在用它,再神奇的藥物,也是人發明的。在這4000年?,「人」的定義很簡單,那就是娘胎裡出來的才叫作人。

大約20年前,美國歷史學家提出一個疑問:當有一天機器能像人類一樣思考、生氣的時候,人要不要把它當人?他的答案是「必須」二字,否則我們就是在對機器實施種族歧視;他說:不要忘了,曾經有一度我們也只把黑人當做生產工具,而不把他們當作人。

這一天不遠了。科學界預測,2018年,單一電腦(也就是你的筆記本、平板、手機)的晶體數量,就要超過人的腦細胞數量了。到了2044年,地球上連結起來的晶體,數量將是所有地球人的腦細胞總數多出幾十倍、幾百倍。而那時,人的頭腦還是像今天一樣,分為幾百、幾千個派別,但為數十倍百倍的電腦晶體卻有機會不分派別的合為一體。到時候,即使「電腦們」還沒有原生性的智慧,但是至少也會出現對「人們」決策的否決權。另外,不要忘了,物理性質的電子電路僅僅是未來智能的方式之一,另外還有能量更為巨大的生物電路的可能性。

歷史上第一次,工具可以對人說NO。今天只是你的汽車上的酒測感知器拒絕你酒駕,明天可能是所有美國生產的武器都拒絕向鑲有「美國人」晶片的對象發射,後天就可能是電腦之間出現集體決策能力。科技,將開始脫離人類的絕對控制。今天聽起來好像很可怕,但那是因為你我一向來假設「一個不受我絕對控制的東西是可怕的」;但別忘了,種族主義、歧視主義、大男人沙豬主義的前提假設也是一樣。一旦去除了這個假設,不受絕對控制的工具,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

從現在到2044年,會是一個萬物逐步相聯的過程。依然魯鈍的人腦,與物聯網的智能差距將越來越大,系統的「智慧」將越來越強。到時,誰最善於和物聯網共處,誰就最能影響你的行為;哪幾個國家制定了物聯網的遊戲規則,那幾個國家就掌握了台灣人的行為(嚴密的物聯網今天就已經存在,例如美軍的所有武器都已經「物聯」起來了,並且可以在無人力介入下,進行對打擊目標的判斷)。台灣若想在一個萬物相聯的世界中保持競爭,今天就必須開始學習放棄「凡事靠人」的習慣。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與這個「後工具時代」同步出現的是另一件新鮮事。今天20歲的人,預期壽命可以到100歲,而2024年出生的嬰兒,應該可活到120歲,2044年的嬰兒,可望朝向150歲邁進。這是一個二代健保應付不了的局面,就連八代健保都不一定能應付。想想看,如果家族企業的董事長100歲還在生龍活虎的上班,他的70歲小兒何時才能接班啊。此時的人類組織,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將越來越依賴流程治理,而非人腦的機巧治理。這點又是今日台灣的弱點,基本上,今天的台灣還是一個依賴人腦機巧治理的國度。

更麻煩的是,人類的生育能力依然在16歲就完備了,青春叛逆期依然始於16歲。到那時,「叛逆青年」的跨度將從16-25歲,延長至16-40歲,這對整個社會的制度彈性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台灣今天依然金字塔型、家長式社會,將越來越無法應付社會的變革。

這絕不是科幻小說,而是迫在眉睫的事態,並且已現端倪。想想看,今天已經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弱勢的台灣,倘若在內部機制、價值觀、競爭能力組合上,不能與時俱進,到時將會如何的氣餒啊。

另一件不可忽視的新鮮事

或有人辯說,大家都一樣啊,各國的困難都相同啊。台灣的人民素質,在世界上還算不錯,經濟競爭力排名也還在世界頭20名之內啊。 這就觸及關鍵所在了。

在即將來臨的新世界中,競爭力的要素將出現天翻地覆的翻轉。接下來十年就是一個「要素翻轉」的十年;誰能隨著新要素翻轉,誰就能夠保持競爭力,甚至反敗為勝,誰要不能,就被淘汰。

過去20年,台灣經濟不振,其實不是台灣人不努力,也不是因為台灣人的能力退步了,而是世界變了,台灣人沒有跟著變。在「與中國無關」一書中,我用了「狹義全球化」和「廣義全球化」的對比概念,說明了台灣這20年來跌的一大跤。簡單來說,台灣30年前經濟成功所依賴的能力:勤勞、服從、跟隨、山寨改良,由於沒有與時俱進,當世界的競爭要素發生翻轉時,反而成為了台灣的最大絆腳石。

在「與時俱進」這任務上,台灣已經錯過了一次機會,現在眼看著就要跌出第二大跤,著實令人心焦。這第二跤,摔得恐怕會比第一跤更慘,因為,這次即將翻轉的要素,更加超出了台灣人的意識和價值觀。

扼要說來,接下來30年的翻轉要素,可以歸納為幾點:

-系統的動能,由「控制」走向「配合、協調」;

-溝通的介面,由「定義清楚的單點」,轉向「動態的多點」;

-生產力由「集中規模」,轉向「分佈差異」;

-教育由「老師中心」,轉向「學生中心」;

-市場競爭由「價格」轉向「價值」;

-國家力量由「手腳」轉向「互聯系統」;

-決定國家興衰的,由「廣大平民」轉向(設計、運作互聯系統的)「精英」;

-設備由「工具」轉向「夥伴」;

-利益由「集中」轉向「均沾」;

-「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

-「國家貨幣」的角色只用於中大型交易,日常交易趨向「比特幣」化,或類似的第三方支付;

-大量的「日常人際接觸」,被「萬物互聯」的自動化取代,「人情」的作用將下降;

-傳統的「利害關係」,將因為互聯系統的均衡化效用而淡化;

自己的台灣自己翻轉

相對之下,目前台灣的金字塔形政治體制、政場只重結幫不重合力的地盤文化、權力利益集中的企業體制,家長式的教育體制、社會的民粹氣氛、消費者的貪小便宜、市場普遍看價格不看價值的文化,在在都是「與時俱進」的攔路虎。

聽起來很悲觀。但是台灣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這得看台灣人自己的反省能力和行動能力。倘若台灣還沈溺於歷史,以悲情作為主動力,那麼就真的很悲觀。但是,倘若台灣人能夠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來看待,以未來感作為前進的動力,充分認知到接下來的30年是世界競爭要素翻轉的30年,每個人在自己的角色上,對這個島上的一切陳舊制度、陳舊價值觀,做出相應的翻轉,那麼台灣還是可以有希望的。

未來的競爭力,已經不是「大國」或「小國」的問題。事實上,未來的競爭是否以「國家」為單位,都還不一定。遲早有一天,除去了極少數的巨無霸大國之外,其他小「國」的所謂「主權」,都會變成只是一種形式、一種名譽。例如,20年之後的Google,其對世界的影響力道,將超過絕大多數的小「國」。事實上,到了那一天,Google是否還只是一個「公司」,抑或它成為了世界共同接受的一種尚未被命名的虛擬實體,也未可知。今天所謂的「國家」和「公司」,也不過是人類近400年來的發明,人類還有許多未知的「想像共同體」,正在等著被發明。台灣,也可以作為一種目前還不知名的「想像共同體」而活躍於地球。

與「後工具時代」同時形成的,或許還有政治上的「後主權時代」,文明上的「後宗教時代」。人類的下一波巴士已經啟動,而台灣還在追趕上一波巴士的末班車,渾然不覺自己有可能搭上下一波巴士的頭班車。

良心有沒有成本?

說個經濟笑話:全世界的先進國家都用羅賓漢的原則徵稅,然後用市場原則治理經濟,而只有台灣用資本主義的原則徵稅,然後用羅賓漢原則治理經濟。

歐洲國家如德國、瑞典、挪威,徵起稅來有如俠盜羅賓漢,動輒40%-50%的稅率,相當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治理經濟之時,卻也毫不手軟的堅持市場原則;歐洲人明白,得讓有錢人有錢,羅賓漢才有「劫富濟貧」的餘地。

好個怪異的台灣,徵起稅來採取的是「以富為尊」的資本主義原則,治理經濟時卻依循「以選票為尊」的「羅賓漢原則」,積極通過物價干預的方式以換取選票,任由民間人人變成義憤填膺的小羅賓漢,自由心證式的攻擊任何富人。

消費者不該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

話說「餿水油」事件。餿水油在台灣的食品體系中能夠存在十餘年,乃是「三合一」的結果:政府的物價干預,廠商的將本求利,消費者的「俗擱大碗」貪便宜。三者缺一,或有個案,但不會演變為今天的通案局面。

台灣人若還學不到教訓,繼續從道德層面的「良心問題」去看餿水油事件,那麼類似「沒良心」的事件將不斷發生在台灣,而且頻率會越來越高,今天是油,明天可能是肉,後天可能是魚。

「良心」是有經濟成本的。這個道理,可以用宗教慈善機構的運作機制來說明。即使是慈善,也有經濟成本;宗教機構維持慈善活動的成本,通常來自信眾的捐款,或者信徒的無償時間付出。

那麼,商業機構的「良心成本」呢?你我並不對商業機構捐款,它們的雇員也不能無償付出。當政府運用公權力限制商品的售價,當消費者只想「俗擱大碗」、集體壓迫它不能漲價的時候,請問,它的「良心成本」由誰來負擔?

2013年的「假油」事件發生的時候,正是台灣消費者期待只花300元台幣就吃到在原產地兩倍價格的「純正進口橄欖油」。在2014年發生「餿水油」事件的時候,也是學童的營養午餐成本被壓低到26元台幣的時候。

台灣消費者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質符合各種世界最先進標準,從肉、油、蔬菜、用品、空氣、水,都引進了美國、日本、德國、瑞士的國家指標,「一鍋煮」作為自己的品質標準。當造假事件一一發生時,台灣消費者認為自己受到了欺騙,但卻從不反省,自己其實也是造就這騙局的一個因素。

台灣政府用「反市場原則」治理物價,已經多年了,而消費者用「道德原則」要求物價,也已經多年了。廠商越來越不肖,乃是結果而非原因。如此惡性循環至今,大家卻還停留在「誰比較沒良心」的抓女巫階段。

台灣社會最好趕快認清,以今天台灣的生產力,本來就夠不上世界頭等國家的生活品質,自己騙自己的結果,只會促使政府變成「假、大、空」,廠商更加的「掛羊頭賣狗肉」。

沒有良心是不能的,但是單有良心是萬萬不能的。關鍵不在良心,而在提高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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