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創新的兩副鐐銬

台灣現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方位的在談「創新」,但多數是向外取經,鮮有人願意「關公刮骨」,從骨子裡追究為什麼幾十年來,創新在台灣只做得零零落落,無法生根。

骨子裡,台灣人有兩大歷史個性:貿易性格,以及農民性格。從荷蘭人對台灣發生興趣,台灣人就是亞洲貿易鏈內的重要一環,鄭成功家族也是海賊王出身,隨後演變為海上貿易霸主。在那段時間,討海和岸邊貿易,就是有志青年的出路。

大清帝國統領台灣時,打擊了台灣的貿易性格,移植來了大陸的農民性格;初期的墾地開荒固然俱有某種冒險進取精神,但一旦定居定耕,無可避免的就由農民價值和性格接管了。

創新,由價值觀決定

農民的生計圍繞著「天」,天象決定了收成,而天象是不可測的。因此,農民的「願景」(Vision)長度最多只有一個收獲季度,下個季度的事,誰知道呢?(當農民中偶爾出現異人,能夠用農民的語言傳播十年的願景,如李自成、毛澤東等人物就橫空出世了)。清代台灣農民並不例外,因此「看短不看長」、「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囤積才是硬道理」等等零和價值觀就在台灣生根了。

貿易性格與農民性格是相悖的;前者講究買賣投機賺差價,後者講究一點一滴過日子。大膽的推測一下,日本統治時期壓抑了台灣的貿易性格,鞏固了農民性格,而老國民黨統治時期正好相反,推動了台灣的貿易性格,弱化了農民性格。上個世紀70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加上貿易商模式,可以視為台灣社會中貿易性格和農民性格的一次完美結合。

這就是台灣的骨子。然而當「創新」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要素之時,台灣的骨子優勢,就變成致命的攔路虎了。創新產業的特色是:轉化要素,而不被要素控制;賺價值差,不賺價差;看長不看短;不貪小便宜。然而這些特點,都與貿易性格、農民性格直接抵觸。台灣的身子骨,天生就適合短跑,遇上長跑比賽就力不從心了。一言蔽之,貿易性格、農民價值,就是創新的殺手。

那麼,台灣能脫胎換骨嗎?回答這個問題,其實蠻簡單。我們只需要觀察年輕一代,也就是大約18-35歲的人,遇到困境、利益誘惑、名聲誘惑、權力誘惑之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就可下結論了。如果他們都追求瞬間成功、借勢博名、長於山寨而短於原創、凡事以「俗擱大碗」為指標,那麼台灣翻轉的日子就還未到來。

但若他們不恥山寨、凡事追根究底、敢於用十年願景期待自己、承認品質必須付出代價,那麼,台灣脫胎換骨的日子就不遠了。

能不能創新,由價值觀決定;價值觀對了,高智商者得以高創新,一般智商者可以小創新,但若價值觀不對,智商再高都沒用。至於政府所推的「創新產業政策」,倘若只有「利誘」而沒有強烈價值觀的支撐,那就免了吧,那只會引來貿易心態和農民心態的投機收割者。

青年任務:認清羞恥心與台灣前途的關係

「無恥」,是個很特殊的境界,它真的不一般。譬如,壞人為人所唾棄,但是一個壞事做儘的人卻不一定無恥。一個知道自己在做壞事、承認自己是壞人的黑道老大,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一個無恥的人,因為他至少面對了自己。

「無恥」這個境界呢,指的是一個人做了下流之事,即使在深夜獨處時,也感覺不到絲毫愧疚,甚至引以為樂。達到了這種境界的人,通常會主動收集歪理來武裝自己的下流。這種人很容易辨認,就是當一個人做出人人都看得出實屬下流的事情後,被人當面斥責「不要臉」之時,還能夠嬉皮笑臉或滔滔雄辯或老僧入定,此人多屬無恥。

社會中一定有無恥之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會有。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無恥之人越來越多,那就是警訊了,因為只有在許多人容忍無恥的情況之下,無恥的人才會冒頭。這該怎麼說呢?知恥之人包容無恥之人,是一種道德的淪喪嗎?

這是一種很現成、很圓融的說辭:因為社會普遍的道德淪喪,因而無恥之人得以抬頭。但是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廉價的道德論,因為它太容易讓人晚上安心睡覺了。

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

事實上,平日知恥之人,到了關鍵時刻竟然可以包容無恥之人,多半是因為無恥之人掌握了某種報復能力,或某種利益的分配權力,這才使得平日知恥之人畏於報復,或誘於利益,才對無恥之事視而不見。

啊,這樣事情就大條了。當知恥之人願意忍受無恥之事時,一個社會的民主法治還可能嗎?雖說「知恥近乎勇」,但單單知恥本身,究竟還夠不成「勇」;知恥之人,必須意識到,當自己被權力威脅,或被利益誘惑之時,還得進一步用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才稱得上勇敢。

談完抽象,回到現實。台灣,是一個近乎「知恥」的社會,還是一個近乎「無恥」的社會?台灣當前的各種亂象,究竟是起自知恥者對無恥者的進攻,還是無恥者與無恥者之間的互毆?答案,將決定台灣是否能進化到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社會。

公平的說,今天台灣兩種現象都存在;各種公民運動,應該多屬知恥的年輕世代對老年世代中無恥者的進攻,但是當牽涉到權力及利益時,多半還是老世代中無恥者與無恥者的互毆。遺憾的是,我們看不到太多老世代中知恥者對青年世代的支持。這是因為,老世代中的知恥者被歷史經驗嚇壞了,他們看過太多年輕時知恥的人,到政場、商場打滾之後,就變成了無恥之人。因而,若要對年輕世代的公民運動者提一個醒,那就是你們之中必須有人發起一個「知恥宣言運動」,列出老世代的「無恥清單」,然後人人簽名畫押,終生不犯,這樣,你們就會得到原先意想不到的社會助力。

記住,壞人不一定無恥,但無恥者一定是壞人;知恥者永遠有浪子回頭的可能,但無恥者即使偽裝成功一時,晚年失節的可能性極大。

習近平與台灣大學生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

這是一篇談兩岸政治的文章,但是必須先從一隻貓談起。(如果你讀到這裡就已經感覺這不會是一篇正經文章,那麼你正是文章的主要訴求對象,請往下讀)。

這也是一篇兼論代溝和文化差距的文章。

話說那隻貓。

帶電光眼神的流浪貓

一次歡笑閒聊的場合中,幾位30出頭,也就是「大人們」稱為草莓族(或80後)的女士聊到了其中一位所養的貓。這隻貓神了去了,iPhone 中的它,不雅的斜靠在沙發座墊上,似笑非笑,雙眼射出看穿了你的電光,略帶一點不屑,略帶一點審查。

貓主人說,它是一隻撿回來的流浪貓。喜歡貓但專撿流浪貓,這已經是30歲的人和50歲的人之間的代溝;30歲的人認為這是救一條小生命,50歲的人覺得那是促長棄貓。

神奇的事在後面,代溝之下還有代溝。30歲出頭的貓主人說,促成她撿回這隻貓的是兩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30的她和20的她們之間的代溝,不亞於50和30之間的代溝。

20歲、30歲之間,已經有代溝

事情是這樣的。她上班途中,總要經過一個角落,附近經常有流浪貓。天天走,沒怎麼在意,直到有一天,她注意到這隻長相奇特的貓,又瘦又弱,曲卷在牆邊。再走幾步,正好有一家小超市,她一時衝動,進去買了一罐日本進口的貓食,轉回去喂那隻流浪怪貓。

看著貓咪使勁吃,她有種滿足感。身後突然有人嚴厲的說:你不能讓它吃這個牌子的貓食,這個牌子不好,會吃壞貓。她轉身,看到說話的是一個女生,也就是一個大學生。她回答到,它都餓成這樣了,有的吃就不錯了,而且這也不是便宜的貓食,日本進口的呢。

大學女生很不高興,把話再說一次,這個牌子不好,對貓不好。然後,這女生一把將貓抱起,不讓貓再吃。喂貓者錯愕了,本來她不過是可憐這隻貓,沒有收養的意思,至少不是現在,現在還要去上班呢。基於賭氣,她也不客氣的說,你不能把貓抱走,它是我先看到的,你先留著它,把電話號碼給我,我下班來拿貓。

(這又是世代差距了,50歲的人不會這樣反應,頂多是假惺惺的誇大學女生兩句然後走人)。

大學女生說好,給了電話號碼,然後抱著貓離開。

下班後,我們現在的貓主人撥通了大學女生的電話。女生說,貓在我的一個朋友家裡,你去拿。她去了,開門的是另外一名大學女生,交出來的東西讓未來的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大吃一驚,這也才是故事的精彩所在。

長相與眾不同的流浪怪貓,已經被洗得乾乾淨淨,毛絨絨的看著她,打了絲巾,蹲坐在貓籠內。一同打包的,還有兩罐「正確」的貓食,兩個小瓶子。大學女生說,這貓的眼睛有點發炎,這一瓶是眼藥水,它的左邊耳朵有點受傷,用另一瓶治療。

臨走,大學生一再叮嚀,如果你不想養了,送回來給我,千萬不要送到流浪貓收容所,在那?它會被安樂死。

就這樣,30出頭的世代,見識到了20左右世代的不同價值觀。說完這故事時,貓主人(記住,她才30出頭)感嘆說,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當年真有點不一樣;發出這感嘆時她渾然不覺旁邊還有許多40出頭、50出頭的聽眾。這隻貓,她已經養了3年,流浪過的貓,從來不喜歡再出門,只喜歡用各種不雅的姿勢在沙發上廝混。貓並不知道,它今天能活得如此暇意,至少依靠了兩層代溝,而這兩層代溝至少花了30年才得以形成。30年前,同樣的一隻貓,多半在被棄養的當下就死了。

習近平與貓的關係

貓的故事說完了,那又與習近平有什麼關係?容我提一個非典型的問題:如果在台灣本土,30歲世代不理解20歲世代的價值觀,40歲不理解30歲,50歲不理解40歲,那麼你猜,60歲的台灣人和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太陽花學運,你期待60歲的台灣人理解嗎?

那麼,隔著海峽、青年時期和農民工人相依為命、從來沒有小確幸過、從來沒有公民投票過、終生刀光劍影的60來歲的習近平,他與20歲的台灣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有多遠?你期待他理解什麼叫「太陽花學運」嗎?

50歲的台灣人,大多數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許多人權問題尚待解決的時候,20歲的人卻把貓權提昇到人權的高度。20歲的人同樣不理解,為什麼在尊重生命這件事上,必須分出「人權」和「貓權」,一個不憐惜陌生貓狗的生命的人,會真心的關懷陌生人的生命嗎?

這裡談的不是對錯是非,那些可以留給哲學。這裡談的是真實世界中的世代價值觀差距,以及文化的差距。凡是不承認這種差距、不面對這種差距的人,終究不能引領世代。

如果不能期待60出頭的習近平理解台灣的年輕世代,那麼可以期望60歲的台灣政治老人理解中國的年輕世代嗎?不管他/她是藍的還是綠的。

聽起來挺麻煩的,是不是?在偉大的中華家長文化之下,40多歲的領導人,如當年美國的甘迺迪,今天英國的卡麥隆、美國的歐巴馬,在海峽兩岸都不可能,這等於是說,在可預見的將來,兩岸的領導層,都將繼續以陳舊的政治觀點進行角力,什麼「統」啊,「獨」啊,「主權歸屬」啊之類的東西。別忘了,這可是一群看到流浪貓就嫌棄,最多恩賜以安樂死的老傢伙啊。

兩岸是否和平,由年輕人決定

兩岸的前途,如果有和平,一定不來自60歲以上的老人群,切記這點。他們腦中的政治意像,不是槍桿子,就是銀根子;他們講究的,不是軍事實力,就是經濟實力;他們即使同情流浪貓,也不會注意到貓眼發炎、左邊耳朵有傷口。

不管在台灣還是中國,20、30來歲的年輕世代,普遍感受到老人政治之下的疏離感、無力感;在台灣,他們開發了「小確幸」以避世,在中國,他們開發了「金錢萬能」以存世。兩岸年輕世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以及價值觀的差距,但是他們之間沒有「代溝」,拿的都是iPhone , 玩的都是SN社會網路,打的是同一款遊戲。

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手機子

今天,彼岸的60歲老人們,正拿著傳統的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半強硬、半懷柔的脅迫著此岸,而此岸的60歲老人們也習慣性的從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邏輯來對抗或配合彼岸。但是,彼岸老人從來不敢拿著「手機子」脅迫台灣,因為他們知道,在槍桿子、銀根子、筆桿子的世界?,台灣必輸,但在手機子的世界?,他們必輸。荒謬的是,台灣的60歲老人們,同樣的害怕手機子,他們寧可打一場必輸的戰,也不敢面對手機子在島上對他們的地位威脅,因此不自覺的放棄了一個與世界溝通的利器。

在互聯網的世界內,沒有統與獨,只有相互加分。一切的「溝」,年齡的、文化的,都會趨近抹平,而這正是玩傳統政治的老人們最害怕的。如果你現在還只有20、30來歲,千萬不要落入老人的圈套,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就在你的身上,大膽的去滑你的手指、敲你的鍵盤;在大數原理下,當台灣年輕一代每年滑出一兆次手指、中國年輕一代每年滑出六十兆手指的時候,兩岸的和平就有基礎了。

你說,那隻貓的意義大不大?

高雄,何不把自己當作中立國家?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收錄於『與中國無關』一書),論證了台灣在中國式的中央/地方體制之下,地方永遠如同長不大要糖吃的孩子。如果擺脫了中央/地方的枷鎖,台東可以起飛。如果台東可以,高雄就更不用說了。

作為一個國家來構思,高雄有海港,有機場,有城市,有工業,有農地,有電廠,有休閒海岸,氣候溫和,和「鄰國」還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相通,人口雖然只有小國新加坡的一半,面積卻是八倍。如果台灣容許高雄把自己當成一個小國,一個沒有軍事和外交負擔的中立小國,你說高雄可以如何發展?

台灣何不「六都小國邦聯」?

國際人士不去高雄而去台北,道理太簡單了;台北是首都,政策和金錢都在那裡,權力運作也都在那裡,不去台北去哪裡?多年來高雄的人才都被吸至台北,高鐵變成台北的「吸星大法」,港市合一喊了多年,但事實上卻栽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調。

除了政治條件,高雄的自然條件比起台北好太多。有人說高雄人文條件不足,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手銬拿開了,人才自然會流向高雄。

短期內高端人才不夠?胡說。人才可以買,台北的退休或下台的政務官多如牛毛,出好待遇買來就成。高雄的心胸如果從池塘變成湖,國際人才也願意來,倘若高雄的心胸能夠變得和海一樣大,從中國招聘奇才都可以。

高雄發生氣爆,中央與地方互推,其實高雄可以乾脆一肩扛起,痛定思痛的把高雄當成一個獨立國度來擔責,來索權。產生碰撞又怎樣?驚世駭俗又怎樣?選民支持就可以。關鍵在於你敢嗎?你見識夠嗎?決心夠嗎?執行力夠嗎?

高雄的人才四散,在地經營的自信不夠。高雄人沒意識到,自己比新加坡國的條件要好太多了。但因為缺乏主體意識,高雄老把自己視為台北首都的孤兒。或許,高雄需要一個「高雄李光耀」?

高雄只是一個例子。台灣的想像力,已經完全被政黨政治和中央/地方體制吞噬掉了。「六都」改制,不過是把十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形式上變成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者說,把十幾個餐桌合併為六個大餐桌。過去「地方吃中央,中央掐地方」的行為,一樣也沒有少,這是哪門子的體制改革?

如果六都這六個大漢,都沒有完整的「自我就業能力」,只能舉債度日,用常識來看,台灣還有希望嗎?六都之中,發展條件最好的應該就是高雄,只是高雄還沒有自己的「都格」,而「都格」的第一步,就是在概念上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小國來爭氣。高雄都長參選人,應該拿出「高雄總統」的氣魄,而不是擺出「台北媳婦」的哀怨。

高雄如此,其他五都也一樣。如果台灣形成一個「六都小國邦聯」,各個生猛自立,有朝一日,就可向彼岸的地方或中央喊話:怎麼樣,要來一起玩嗎?

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

error: 版權限定。請取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