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歸檔：joeykuo

貨機崇拜（Cargo Cult）這個詞，自1945年由人類學家提出後，成為研究人類荒謬行為的一個模型。後經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Feynman）於1974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畢業典禮演說中加以幽默的詮釋，從此成為知識界喜愛引用的一個概念。現在，我們也用它來，半帶心酸的，詮釋一下台灣現狀的荒謬。

「貨機崇拜」普遍發生在人類的歷史中，但是稱之為貨機（Cargo），當然是在有了飛機之後。簡單講，它是一種相信「形式」可以帶來「實質」的群體心理變異。二戰期間，美軍趕走了南太平洋小島上的日軍，進駐扎寨，修建飛機跑道，接著一架一架的飛機帶來大量的文明物資。島上的原住民看傻了，瞬間相信了貨機就是天外神祇的信差，而人可以通過頭上戴著的「法器」（無線電耳機）把神祇召喚而來。

台灣的貨機崇拜現象特別嚴重

二戰結束了，美軍離開了，留下了跑道和空空的通訊室。土著心慌了，文明的美妙又瞬間消失了。於是，巫師及長老們，把椰子殼切成兩半戴上頭冒充耳機，找來竹竿冒充天線，口中念念有詞，再派人到跑道上揮舞芭蕉葉。他們把所有能夠記得的「形式」都詳盡複製，相信這樣就可以帶來「實質」－貨機的到來。

費曼後來在「別鬧了，費曼先生」一書中，批評那些只講究論文數量卻不講究研究品質的學者為「貨機崇拜派」。轉身一想，台灣以論文數量決定教授的學術地位，國科會（現科技部）和教育部的研究經費隨著論文數量打轉，豈不就是「貨機崇拜症」？台灣的各種政府招標走形式，產官學個個懂得利用形式和指標來撈錢，人們還以為椰子殼和竹竿的形式就會帶來「品質」，這又何其荒謬？

上個世紀，台灣經濟曾有高度起飛，其實只是個機緣：全球生產鏈剛剛成型，加上美國對台灣的眷顧，加上中國的閉鎖。現在機緣已經不再，但台灣舊情綿綿的想著當年的港口經濟、科學園區，口中念念有詞的說著「亞太中心」、「自由經濟區」、「633指日可待」、「黃金十年」，架勢擺足了，但沒有實質。民眾昂首企盼著貨機的到來，巫師和長老們在跑道上揮舞著芭蕉葉，但是貨機至今不再來。

「貨機崇拜」曾被人用來描述發展中國家的「空心領袖」現象，犯這毛病的，不止台灣。但是，台灣的貨機崇拜現象特別嚴重，不但產生在政界、學界，連教育界和各種社會團體也未能倖免。今天的台灣，形式主義當道，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先進指標都拿到這個小島上「一鍋煮」，以為形式完整了，實質就會到來。看來台灣還真需要幾位人類學家。

喜歡不喜歡，台灣人現在的心理時鐘和生理時鐘，就是選舉時鐘。政治，被選舉時鐘控制，那是天經地義，但台灣現下的經濟、文化，也已全數被選舉時鐘控制，完全失去了一個正常國家應有的節奏，連企業的弊案、司法的進程、學生的教育，都隨著選舉時鐘的滴答聲起伏。

在每四年歸零的選舉時鐘下，台灣沒可能承載一個國家的靈魂，沒有英雄，沒有典範；任何理性討論都無效，因為每個劇本四年就失效，任何政策牛奶的保鮮期，如果還有的話，最長也就四年。因此，台灣國不成國，政府不成政府，人物不成人物。

所謂的「夏蟲不可語冰」，只活一個夏季的蟲子，和它討論寒冬就要來臨是沒有意義的。套用這句話，今天的台灣可形容為「選舉動物不可語崩」，只活在四年一輪選舉中的動物，腦子裡沒有多餘空間思考台灣崩盤的可能。

黨國中華四結構層層剝

那麼，台灣有沒有可能崩盤呢？應該說，如果台灣社會、台灣人在未來十年之間還無法掙脫「選舉輪迴」的話，台灣一定崩盤。這是極其基本的邏輯；一個國家的建設，一個社會的持續發展，需要長遠，例如20年的規劃，而台灣這個國家眼下已經落到每三個月推翻規劃一次的地步。即使是一個個人，都經不起每三個月重做一次生涯規劃，何況一個國家？

在選舉輪迴下，台灣就像兩群人，一群在艇上，一群在海裡，海裡的人奮力搖晃艇身，要使艇上的人坐不穩摔下海，然後自己上艇，如是週而復始。天際的暴風線已經形成，烏雲已經滾來，艇上艇下的人還在扭打。

智者說，遠行者不怕慢，只怕站。其實還有比停下來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怕站，只怕原地打轉。停滯，至少還可以保持體力，而原地打轉，比停滯還要可怕。台灣，今天就處在這個可怕的狀態。

接下來18個月，台灣將被選舉時鐘主宰。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在夜深人靜時，泡一壺茶，燃一柱香，思考一下，如果台灣是一個正常國家，它有哪些20年的規劃該做？倘若不做，台灣就會崩盤？

以下僅僅是諸多根本問題中的四個切片，更多的，需要有心的眾人來集思廣益。

食之者眾，生之者寡

台灣的人均GDP，已經被南韓超過，比起新加坡更是望塵莫及，但有人說還好，有人說太丟臉。其實，各國的地理人文都不一樣，不能單以人均GDP判高下，例如，台灣的老人比例大於新加坡，這對平均數也有影響。台灣人均GDP 2.08萬美元，新加坡人均GDP是台灣的3倍，6.46萬美元，但我們不比這個。

要比，就比就業人口的平均產值；這就像兩家公司，行業類似，但A公司的平均員工產值超過B公司兩倍，這時B公司再狡辯也沒用，那就是從董事會、總經理到員工都不如別人。

台灣的2013 年GDP是4800億美元，主計處說，當下台灣就業人口是1105萬人，換算下來，工作人均生產值為4.35萬美元。

新加坡2013年GDP 為3730億美元，其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工作人數為350萬人，工作人均生產力為10.65萬美元，台灣的兩倍多。

這已經差人一倍了，但也沒什麼好說的，摸摸鼻子檢討自己的缺點就是了。要命的不在這裡，生產力不如人，但台灣有小確性啊，大家泡泡咖啡，遊山玩水，幸福指數高啊，人均產值低不影響過小日子啊。

我們來看台灣的崩盤點在哪裡。新加坡總人口540萬，因此350萬工作人口要養190萬不工作者，負擔率是1.84人支撐1人。而台灣總人口2350萬人，1105萬工作者要養1245萬人，負擔率是0.89人養1人。台灣工作者的社會負擔正好是新加坡工作者的兩倍！同時，台灣人口結構急速老化中，政府還鼓勵多生，工作者的負擔率將持續加劇。而同時，台灣工作者的生產能力還不到新加坡的一半！

看到崩盤點了嗎？有救嗎？有的，只要台灣人能夠擺脫選舉輪迴。新加坡的祕訣，就是：引進年富力強的外來工作者。540萬「人口」中，包含了150萬移民或長居的外來工作者，這個工作人口結構調整，花了新加坡20年。台灣要避免10年後因社會負擔而崩盤，只能改變世界觀，重新定義「台灣人」，走出村落化，別無他途；即使通過經濟結構調整而提升若干生產力，也是杯水車薪，而增稅只能改善政府的財務，改善不了人口結構下的國家生產力。

「吃皇糧者」比例，接近中國

提升就業人口的生產值，固然道路漫漫，但路途中還有一隻大老虎，它也足以讓台灣崩盤。那就是台灣的「大政府」框架，其嚴重程度已經直逼大家看不起的中國政府。且慢生氣，聽我道來。

台灣各級政府的帳面負債加上隱藏性的負債，在舉債額度40%的紅線下，已經瀕臨破產，拖不過5年；如果再計入國營企事業的部份，甚至折騰不了5年。有關細節，學界和媒體界都已有詳論，此處不再贅述。

雖然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有財政危機，台灣政府和學界中的某些人也拿著「美國日本也一樣」的說辭來安慰自己和人民，但是，台灣的問題有一個不一樣。那就是，台灣有一個「帝國型」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它與美國的聯邦財稅體制和日本改革後的地方財稅自治體系大大不一樣。

台灣的帝國型體制源自中國大陸，這是一個「一條鞭」體制，為的是一體統治1000萬平方公里的帝國；這件枷鎖式的大衣，後來被披到了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台灣身上。只需舉出一個例子，就可以凸顯這件大衣的荒謬性。中國在大清康熙年間，平均每91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也就是拿國家財政薪水的人員。這比例在今天的中國是每 30個百姓養一個吃皇糧的，遠惡劣於大清盛世。而台灣呢，銓敘部的數字是公務人員28萬9800人，教育人員19萬2000人，軍職（不含役男）是13萬7700人，軍公教總數61萬9500人。若再計入所有其他「吃皇糧的」，例如國營、國控企事業、種種亂七八糟的官方財團法人、基金會等等，總數應該不下65萬人。以2350萬人口相除，今天台灣每36個人民養一個「吃財政」人士，負擔比例接近中國。台灣怎能不被這件「體制大衣」吃垮？憲法下的五院部會制，還有中央／地方8級行政體制怎能不徹底檢討？

然而另一方面，台灣在美國的影響之下，實現了貫穿全國的一人一票制度。沒有人意識到，帝國型的中央／地方統治體制，加上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就是一帖對國家經營管理的毒藥，形成了常年的「中央以財政控制地方，地方以選票箝制中央」的舉世無雙拔河機制。20個部會，乘上8級行政，就是一個160個格子的矩陣，每個小格子就是一個小地盤，台灣的政治惡鬥和所謂的「民粹」現象，也多與這「利益矩陣」結構有關，結構性的官商勾結、官官相護、人員自肥，就更不用說了。

有解嗎？當然有解，制度是人設置的，無解的是人的腦袋、人的既得利益，不是制度。簡略來講，台灣老早過了「訓政」階段，可以由五權回歸他國行之有年的三權結構了，臃腫無效的部會結構自然會因此減少扞格，政府身上的肥肉自然會逐步消腫；監察權為何不能轉移立法院呢？考試院的功能又為何不能置於行政院之內呢？另方面，目前8級的行政、選舉結構，應該扁平化至3到4級。縱橫兩方向的「縮政府」，作者在《與中國無關》一書中有所詳述，此文不贅。但總而言之，若擺脫不了引誘政黨操弄的大政府體制，台灣勢將付出比今天更醜陋的代價。

總統制，還是內閣制？

憲政上，除了已經不合時宜的五權結構，台灣還有一個舉世無雙的「大總統制」，這和孫中山無關，完全是台灣人自己搞出來的，如果一定要賴到歷史，賴到袁世凱先生身上倒還公平一些，因為袁世凱不想受到內閣的牽制，立下大總統典範，而台灣有人想做袁世凱。

（真正的）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這不是簡單的選擇題，而是需要澈底談透的一團問題。說複雜也不複雜，其實就是一個「權責相符」的問題。權責相符，不一定就帶來善政，但是權責不符，帶來的一定是惡政，而那就是台灣的現狀。

今天的體制，既不總統也不內閣，而是個雙重權責脫鉤的體制。在執政層次，大總統有權無責，而內閣「有功無賞、打破要賠」；在政府層次，中央「有財權無事責」，地方「有事權無財責」。這樣一套東西說可以運作，你信嗎？其結果只能是「狗拿耗子貓看門」，各黨各派上下其手，政治手段掛帥。這是管理學的ABC，但是台灣就在這種管理學低級錯誤之下跌跌撞撞了近20年。

總統制也罷，內閣制也罷，基本條件是權責相符。同理相推，立法院權責相符嗎？人民選了立委，本來說明書上標的是保鮮期4年，但如果一年就臭了，也不能退貨，這樣的立法院，比起7-11還不如。

德國在二戰後，社會承認民粹選舉的大總統容易走上黨政合一，也就是希特勒現象，因而修改了憲法。還好現任大總統無能做希特勒，但是下一個有能的大總統呢？在今日台灣的剛性政黨、剛性政府文化加上大總統制，如果體制不改，遲早會出現類希特勒現象，或許台灣太小，惹不出什麼世界大事，但是要葬送台灣前途或者賣掉台灣卻綽綽有餘。

改行內閣制，或許會讓台灣再亂五年，但是總比亂到死要好得多。內閣制下，誰在選舉中大勝誰就完全執政，鬧出太大笑話就倒閣改選，改選不如人意就組聯合政府。這樣的結果，不論是政治蠢才，還是希特勒，都選出不來，政府也不會被單一政黨綁架。

道德解決，還是經濟解決？

或許是因為繼承了儒家的泛道德文化，台灣社會遇到經濟困境時，經常祭出道德。當水電必須漲價時，台灣的總統會以「節約美德」教導人民少沖幾次馬桶、少開幾次冰箱；當物價上漲時，政府的勸導是衣服多穿幾年、菜揀便宜的吃。再以稅種取名為例，諸如「奢侈稅」、「富人稅」，都是一種迎合社會道德傾向的命名方式，而削弱了其經濟學意義。

台灣民間，也經常以道德眼光看經濟問題。例如，對「有錢」這件事施加道德壓力，要求有錢人把錢「吐出來」，渾然忘記了如何把有錢人的錢導往正向的經濟活動以增進整體社會好處。再如，台灣有許多真正需要政府、社會關懷的弱勢族群，近年來受到了社會團體的關注，這是台灣與世界主流價值接軌的好事。然而隨著「為弱勢抱不平」成為顯學之後，「弱勢」開始變成一種「身份」，這就不得不說是泛道德的濫觴。當弱勢變成一種身份之後，任何「相對剝奪感」下的較弱一方，都必然站在道理這一邊。這樣一來，社會對抗就沒完沒了，法治也經常的被侵犯，靠著「替弱勢撐腰」維繫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士也就應運而生了。

政府與民間相互比賽「誰比較道德」，導致台灣幾乎所有的經濟大政策都陷入自我矛盾、自我抵消的狀態。若是「真講道德」，那也就罷了。但是台灣式的道德，經常是利益的偽裝，沒有中心價值，而是隨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移轉。身處在現代經濟環境中，「君子不言利」的虛偽文化，造成了各方「言必稱道德、靜靜吃三碗公」，而社會也竟然容忍，使得惡行得以在幾乎無後果的條件下進行。

在泛道德下，壞事偽裝成好事，但真正的好事往往無法進行。例如，台灣即將邁入老齡化社會，然而失智老人、病癱老人的常照機制至今無解。民間相信，照顧失智、病癱老人是政府和家人的事；政府若不提供長照，就是政府「不道德」，兒女若不親手照料老人，就是「不道德」。兩相夾殺之下，導致老年長照無法商業化、產業化，正規的現代商業機制例如保險、家庭護工、老年社區等等，都因為法規限制或無利可圖而退縮，導致「有錢買不到照顧」。而與此同時，不正規的老人中心應運而生，培訓不足（且被中介剝削）的外勞看護充斥。這豈不是「道德殺人」的現代版本？

為什麼台灣的托兒所相對不缺？因為大家在道德觀上容許受監督的商業化運作。我們的社會容許商業化照顧幼兒，卻在商業化照顧老年這件事上路障重重，為什麼？在台灣的「寵物照顧產業」遠遠比「老人照顧產業」發達的當下，是否該徹底檢討那些沒有中心思想的泛道德「假面」了？

社會問題中的相當一部份，可以用經濟解決、法律解決，若通通落入泛道德解決，甚至「選舉時鐘」下的泛道德政治操作，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如何避免台灣崩盤？清單遠遠不止以上四項。台灣，該開始準備清單了，選舉動物們也該開始清腦袋了。艇若翻了，即使是不倒翁也會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