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歸檔:joeykuo

高雄,何不把自己當作中立國家?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收錄於『與中國無關』一書),論證了台灣在中國式的中央/地方體制之下,地方永遠如同長不大要糖吃的孩子。如果擺脫了中央/地方的枷鎖,台東可以起飛。如果台東可以,高雄就更不用說了。

作為一個國家來構思,高雄有海港,有機場,有城市,有工業,有農地,有電廠,有休閒海岸,氣候溫和,和「鄰國」還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相通,人口雖然只有小國新加坡的一半,面積卻是八倍。如果台灣容許高雄把自己當成一個小國,一個沒有軍事和外交負擔的中立小國,你說高雄可以如何發展?

台灣何不「六都小國邦聯」?

國際人士不去高雄而去台北,道理太簡單了;台北是首都,政策和金錢都在那裡,權力運作也都在那裡,不去台北去哪裡?多年來高雄的人才都被吸至台北,高鐵變成台北的「吸星大法」,港市合一喊了多年,但事實上卻栽在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調。

除了政治條件,高雄的自然條件比起台北好太多。有人說高雄人文條件不足,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手銬拿開了,人才自然會流向高雄。

短期內高端人才不夠?胡說。人才可以買,台北的退休或下台的政務官多如牛毛,出好待遇買來就成。高雄的心胸如果從池塘變成湖,國際人才也願意來,倘若高雄的心胸能夠變得和海一樣大,從中國招聘奇才都可以。

高雄發生氣爆,中央與地方互推,其實高雄可以乾脆一肩扛起,痛定思痛的把高雄當成一個獨立國度來擔責,來索權。產生碰撞又怎樣?驚世駭俗又怎樣?選民支持就可以。關鍵在於你敢嗎?你見識夠嗎?決心夠嗎?執行力夠嗎?

高雄的人才四散,在地經營的自信不夠。高雄人沒意識到,自己比新加坡國的條件要好太多了。但因為缺乏主體意識,高雄老把自己視為台北首都的孤兒。或許,高雄需要一個「高雄李光耀」?

高雄只是一個例子。台灣的想像力,已經完全被政黨政治和中央/地方體制吞噬掉了。「六都」改制,不過是把十幾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形式上變成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或者說,把十幾個餐桌合併為六個大餐桌。過去「地方吃中央,中央掐地方」的行為,一樣也沒有少,這是哪門子的體制改革?

如果六都這六個大漢,都沒有完整的「自我就業能力」,只能舉債度日,用常識來看,台灣還有希望嗎?六都之中,發展條件最好的應該就是高雄,只是高雄還沒有自己的「都格」,而「都格」的第一步,就是在概念上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小國來爭氣。高雄都長參選人,應該拿出「高雄總統」的氣魄,而不是擺出「台北媳婦」的哀怨。

高雄如此,其他五都也一樣。如果台灣形成一個「六都小國邦聯」,各個生猛自立,有朝一日,就可向彼岸的地方或中央喊話:怎麼樣,要來一起玩嗎?

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

中國夢、台灣夢與歷史感

中國精英腦子裡憧憬的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一百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孫中山、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半個身子陷在中國政治傳統的台灣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到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

例如,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但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強烈影響。

踏進軌道如黑洞難脫離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路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

「歷史感立國」其實是危機,不是轉機

人不能切斷對歷史的知識,也必須堅持追求對歷史的知識,但是人類走到當下,為了能夠進一步發展,必須認清一件事,那就是人的「歷史感」已經成為人類相處的主要絆腳石。

歷史感,和歷史知識不是同一種東西。歷史知識的成立標準,是嚴格的學術論證流程,而歷史感可以說是歷史知識的逃兵,它不服從知識的規律,帶著部分槍械脫隊,肆意縱橫,甚至在思想的原野中奸殺擄掠。

儘管強烈的歷史感可以發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爆發力,使得它富國強兵。但以,一個長期依賴歷史感進行競爭的國家,事實上已經身處危境。其中的危險,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首先,統一所有人民的歷史感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人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動物,只能固窒一時,無法固窒永久;只要人的群體夠大,遲早會出現相衝突的歷史感,在「歷史感一元化」的文化氛圍內,這種衝突只能帶來鎮壓或者革命。我們的歷史知識中充滿了血淚斑斑的事例。大者例如,由希特勒挑起的納粹歷史感,帶來了數百、數千萬人的喪生;小者例如,中國國民黨退敗台灣後所秉持的一元化歷史感,終招致台灣本土的歷史感的挑戰而崩盤,雖然這場歷史感的衝突帶來了台灣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其底層動力是歷史感而不是人性的啟蒙,至今台灣還置於歷史感衝突的危境之中。

固化的歷史感無法應付變化的世界

依賴歷史感作生存競爭,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危險。那就是,歷史感的本質傾向於固化,而人類的未來傾向於變化;以固化之思想價值,在一個變化的環境中競爭,被淘汰的機率太大了。若我們尊重歷史知識,應該可以知道,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固化的歷史感能夠屹立不搖的,它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被徹底淘汰,僅存的或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如歐洲的皇室,或在式微過程中,如教廷體制。

人不能擺脫歷史,人有記憶能力,人的生存靠傳承,這是個事實。惟其如此,我們更得小心翼翼的對待歷史。歷史學者在建立歷史知識之時,固然困難重重,然而對歷史知識的最大攔路虎,卻正是人們的歷史感,尤其當歷史感的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時。在固化的歷史感之下,歷史知識的挖掘只能朝向一條被允許的脈絡,久而久之,該歷史感就被自我證實了。

歷史感的自償機制

人具有理性的成份,而人之間的衝突化解靠理性,儘管過程也艱難,但是這點毋庸置疑。一種歷史感,無論開始時是多麼的理直氣壯,若任由其脫離歷史知識而奔馳,到頭來它就會威脅理性。如前所述,歷史感具有自我證實、自我實現的特性,日久天長之後,它不但能通過片面的歷史知識來鞏固自己,還能導致人們的行動方向一致化、焦點化,從而產生最新的「實證」,導致衝突事態升級。這很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案例,例如某人相信別人不喜歡他的某種行為,他就有意無意的凸顯自己的那種行為,結果當然就會進一步證實別人確實不喜歡他。

今天的人類,正處於這種「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的巨大威脅之下。地球資源不夠,區域、人種之間的分配不公,經濟的掠奪等等,固然對人類的和平交往是極大的障礙,然而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當這些種種問題附身於某種強大的歷史感之時,或者說當歷史感收編了這些問題之時。顯著的案例就是當今伊斯蘭主義對世界的挑戰。部份西方學者如杭廷頓以「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來詮釋這場衝突,其實,冠以「文明」一詞有點美化人類這種動物的嫌疑,甚至也是一種西方的自我「文明歷史感」誤區的表現。

未來感,才是一個國家的出路

除了靠歷史感維繫自己的文化、國家、生活方式,人類還有其他的出路嗎?其實是有的,那就是基於歷史知識的未來感。與歷史感相較,未來感的核心差異就是,它基於演化的事實,它承認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化。未來感啟自一種心理上的斷代,塵歸塵,土歸土,過去的歸歷史,未來的歸演化。演化論的核心之一是「物競天擇」,而依戀於歷史感的物種,在未來充滿變數的前提下,終究是競爭失敗的,生物界如此,人界亦如此。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以歷史感立國的氛圍;強烈的歷史感,正在稀釋那好不容易才產生的一點未來感。儘管這種歷史感立國的策略有其社會現實基礎,然而如前所述,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特性,會使得未來的路途越走越窄。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個歷史感的國度,事實上,這說法只在漢朝以後有效。在先秦的思想中,以易經為代表,講究的是變化世界下的未來感,否則,「日日新,苟日新」、「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之言作何解?即使在民間,也有敬祖慎終之說;祖先,是用來敬的,不是用來追隨的,自己的未來是自己負責的。

過去30餘年,歷史感幫助了中國在世界立足,但只有未來感才能讓中國在世界創造;中國需要從歷史感立國,轉向以未來感立國,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

中國以及台灣,必須相互用未來感說服對方;任何基於歷史感而非未來感的說服方式,終歸是無效的。

為什麼只有「流浪狗」,沒有「流浪狼」?

這一輩子,有機會我就與狗為伍。不一定自己養,只要是狗,我的、人家的、街上翻垃圾的,我都親近,常常和陌生的狗說話卻完全忘了繩子另一端的陌生人,事後總感內疚,我怎麼沒跟人打個招呼啊。我甚至於覺得我懂狗語。全世界的人說幾千種語言,但是全世界的狗都說同一種語言;若說「國際化」、「地球一家」,狗比人更有資格號稱世界公民。

因此,我對狗的心情是有一些了解的。狗語雖然世界一家,但是,狗有狗格,千姿百態,有野性的狗,有溫柔的狗,有好強的狗,也有憂鬱的狗。在環境的壓迫之下,野性狗會故作溫柔,好強狗會被壓抑擺出「小男狗」、「小女狗」的姿態,但同樣的,溫柔的狗在壓力之下也會猛咬一口,憂鬱的狗也總有滔滔不絕狂吠的時候。

沒有「寵物」,就沒有「流浪狗」

什麼樣狗格的狗,都有可能成為流浪狗,這完全是人把狗當寵物的後果。如果不是先有「寵物」的概念,哪來的「流浪狗」概念?「流浪」就是「沒有家」,但是狗本來就有家啊,一隻公狗,一隻母狗,加上狗仔,本來就是一家狗啊。流浪狗不是生來就沒有家的,而是人把牠的家拆散當作寵物,牠才具備了做流浪狗的資格,牠也因此開始扭曲狗格,以討好人為職司。一旦被放逐,小狗沒了狗家,大狗已經失去捕鳥抓鼠的能力,只能翻垃圾桶,就被稱為「流浪狗」了。

為什麼沒有「流浪狼」?

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世界上有「流浪狗」,但卻沒有「流浪狼」或「流浪虎」?為什麼?那是因為,狼,虎,都拒絕做人的寵物。我自有家,誰稀罕你給我的家?我的覓食能力比你人還強,你憑什麼養我?別自大了。一隻狼,一頭虎,即使被群體逐出,孤身漫遊於荒野,也還是一隻驕傲的狼,驕傲的虎。即使受了重傷,牠也有自我療傷的能力,療傷不成,牠也會驕傲的孤獨死去,不會回去巴結群體。

這一篇,談的是台灣年輕人的處境。但是,我還是要先推薦一本一百一十年前小說,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 《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 因為那是一個狗的故事。

「巴克」的故事

主狗翁(不是主人翁)名叫「巴克」(Buck);當然這是牠的主人給牠取的名字,幾年後,牠就忘記了自己曾經被叫巴克,只有在做夢時,才恍惚閃過那溫暖壁爐和被叫巴克的那隻狗。這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巴克從小衣食無缺,文明有禮,走在街上,人人稱牠好狗,主人提供吃與住,理所當然。一日,惡僕把牠賣了。

關在環境惡劣的狗籠,吃飯時間到了,沒飯來,吃飯時間又到了,還是沒飯來。終於,一盆餿水塞了進來。巴克嗅一嗅,不吃,一輩子沒吃過這麼臭的東西。

茸毛壯漢走進狗籠,給了巴克生平第一頓毒打,巴克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恐懼這件事。奄奄一息的巴克,接下來三天連餿水都等不到。然後,那盆餿水又塞進籠子,還是三天前那一盆,當然更餿了,巴克一聲未發,拐著腿上前,呼嚕呼嚕把盆子給舔得乾乾淨淨。

巴克成為工作犬,一開始備受其他惡犬欺負,文明的巴克逆來順受,但牠的肌肉日益強壯,直到有一天,他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要被欺負,於是下一次被霸凌之時,牠挑了一隻體型比牠大的狗,一口咬斷對方咽喉。從此,沒有狗敢再欺負巴克,茸毛壯漢也咧出笑容,這隻狗買對了。

在工作犬界,巴克出了名,狗就怕出名,巴克又被轉賣了數次,歷經了整個阿拉斯加最惡劣嚴苛的狗主的磨練。再壯,巴克也倒下了,一日早晨,牠無力再拉雪橇,主人一頓毒打,巴克腦海中閃過當年那溫暖的壁爐。這時,一個懂狗的男人,竟然願意買下巴克,帶回他的狗隊療養。

這個男人,沈默寡言,但是他把巴克當作一隻具有獨立狗格的狗對待。從來不打牠,也從來不誤牠的食。巴克打心底感激這個男人,把他當作自己生命的最後一站,牠再也不要伺候其他人了,牠立下決心要對這新主人死忠。有一次,狗隊在一處懸涯邊上過夜,男人開玩笑的拿手往懸涯一指,說,巴克,跳下去。巴克沒有二念,起身就奔向懸涯,男人撲上前去抓住巴克後腿,把牠抱在懷裡,問說你在幹什麼呀。巴克不明白,為什麼主人改變了主意。

巴克完全忘記了溫暖壁爐旁的尊嚴日子,牠現在只知道生存,在荒野中和一個不把牠當狗的男人一起生存。一個夜裡,牠又聽到了已經聽過無數次的遠處狼嗥聲。然而這一次不同,牠覺得自己身體內有一種燒灼感,想要回應那種狼的嚎叫。巴克清了清喉嚨,努力的山寨那狼嗥。寡言的男人看了也不禁咧嘴笑了,他摸摸巴克的頭說,巴克,哪一天你想去了,你就去吧。

接下來的日子,巴克的膽子大了,在男人熟睡的時候,牠會溜出去,一點一點的靠近狼群。終於有一夜,在一個山坡的長草堆中,牠看到了十幾對閃爍的眼睛。眼睛們看到牠,集體轉身而去。巴克尾隨,誰知道這一尾隨就尾隨了一整夜,巴克跟著群狼在月光照耀的原野上奔馳,牠從來沒有如此像自己,渾身的細胞每一顆都像一部小發動機,每一根肌肉都扯直,巴克邊跑邊想,也許這才是我?

一夜奔馳,巴克累了,牠想家了,想那個男人了。疲憊的回到昨夜那個營地,但只剩燒爛的帳篷,還有瞪大眼睛不作回應的男人屍體。兩個還在收撿財物的印第安人看到巴克,說,看,還有隻狗,帶回去。但他們帶不走巴克,憤怒的巴克帶走了他們的生命,只花了兩口,就咬斷了兩個喉嚨。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地的印第安部落開始流傳一件事:那隻帶頭的狼碰不得,牠永遠跑在狼群的最前頭,印第安人只要被牠碰到,沒有一個活著回來。那隻狼,已經完全忘記被遺棄的感覺,牠不知什麼叫流浪,不知道什麼叫恐懼,牠不需要被餵,牠靠實力覓食,牠已經忘掉了餿水的味道,牠吃的都是新鮮的。牠甚至忘記了,曾經被人叫巴克。

「脫狗入狼」:「狗生」的四階段

啊,現在可以開始談台灣年輕人的心理狀態了。巴克從衣食無缺,到必須打工掙餿水,到得到尊重後為人盡忠,到鍛鍊出獨立獵食技能,經歷了「狗生」的四個階段。進入荒野的大世界,是巴克能夠「脫狗入狼」的條件,否則,巴克的命運,始終還是小鎮中的小確幸,終其一生害怕流浪的寵物。

台灣的大世界荒野挑戰已經來臨了!是等著被賣掉之後碰運氣變成狼,還是現在就主動走向荒野,主動的變成自己定義的狼?總而言之,躺在溫暖壁爐旁等著被餵的日子已經不可能了。

這可不是鬼話,我17歲時讀了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徹夜難眠一週之後,奠定了我的人生打拚觀,若不是這本書,我至今可能還在喝餿水,還在抗議為什麼體制不懂得照顧我。

以「體制」為座標,你或許可以得到溫飽甚至美食,但你也可能因為不見容於體制而變成流浪狗。人生在世不過80年,做自己都還尚且不夠用了,還落到以體制為座標,坦白講,蠻傻的。幸好我沒有,不知你如何?

沒有政黨認同,才能愛台灣

無私的,才能叫愛。出於私心私利的,可以叫做關心,叫做喜歡,但是不能叫做愛。

如果同意這個對「愛」的定義,那麼,在今天台灣政黨的格調之下,只要你認同一個政黨,你就離開了「愛台灣」這個境界。當然,人也可以在語言上死纏爛打,無限擴大對「愛」的定義,把所有的私心私利行為都包含在「愛」之內,但那恰恰顯示了人的格調。

別用「愛台灣」掩蓋自私自利

公平地說,無私的愛,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西方政治思想的要角,諸如盧梭、洛克、米勒、亞當史密斯,都沒敢把「無私」作為社會公義(Justice)的基礎,反而是把人人自私自利作為起點,而後研究如何在眾人之間建立妥協、制衡的機制。

欺騙、說謊、假公濟私等行為,之所以是惡行,乃是因為它抄小道破壞了公民社會賴以生存的制衡機制。當一個團體的文化主流就是這些惡行之時,這個團體就是公民社會的敵人。從這標準來看,台灣的主流政黨的主流文化,就是台灣尚待完成的公民社會的敵人。

更過份的是,主流政黨那種「隨時隨地、張口就來」的「愛台灣」語言。這種語言是一種幻術,它掩蓋了自私自利的那一面,把惡行合理化。它實際產生的作用,就是徹底破壞了一個公民社會需要的妥協、制衡機制。

台灣社會中,有許多愛台灣的人。他們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對個人生活際遇,他們也都有抱怨甚至憎惡的對象,但對台灣,他們是無私的,搞不好他們連「愛台灣」這三個字都沒說出口過。

作為比較,我們可以取出一張白紙一支筆,把主流政黨中對台灣這塊土地及資源無私心的人物,一個一個寫在紙上,看看你能寫下幾個,他們是誰?

盯著紙上的結果,你可能會一驚,原來愛台灣這麼難。

除卻了政策,還有政黨嗎?

假設,你在這張紙上寫不出幾個人,那麼只有兩個結論:第一,「愛台灣」不能作為挑選政黨的指標;第二,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真心愛台灣的人,你就應該拒絕政黨認同這件事。

不認同「政黨」沒關係,你並不會失去你的政治權力,因為你可以認同「政策」。如前所述,即使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也可以在妥協和制衡的機制下,做出對台灣好的政策。我們要制止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在「愛」的大旗下,規避妥協和制衡,做出只對他們自己有利的政策。

什麼是「政黨」?除卻了政策,還有政黨嗎?在公民國家的標準下,一個靠口號充當政策先贏得選舉,勝選後再食言的團體,只能稱為「幫派」,而不能稱為「政黨」。

作為台灣選民,我們應該丟開政黨認同,進入政策認同的境界。把「愛台灣」留給自己吧,愛是很私人的事,別玷污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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