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歸檔:joeykuo

誰在賤賣台灣?

台灣格外需要及早避開權貴資本主義的路線,否則,如電影「阿凡達」中,騎士的頭髮和坐騎的鬃毛會出現神奇的對接力量,一旦(兩岸權貴家族)「人馬合一」之後,平民百姓就只能睜眼看著騎士跨著坐騎絕塵而去。

(說明:隨著英國人胡潤在中國發行的「胡潤排行版」中,首度公布台灣政治人物的資產,台灣權貴家族的話題又起。以下是2014選前出版的 『與中國無關-30年後3種台灣』中內容的一小段節錄。

賤賣台灣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很貴,大家都知道;倘若被打沈了一艘,哪個國家都會心痛。那麼,一艘36000平方公里、上面有山可以藏飛機、有地可以種糧食、永遠打不沈的航空母艦,你說要多貴?一兆(一萬億)美元一艘,你覺得貴不貴?

如果真有這樣一艘航空母艦,別說一兆美元,十兆美元連個龍骨都造不起來;今天若把工程包給一方,建造台灣這樣一艘不沈航母的報價,恐怕要高達一百兆美元,建造工期可能要200年。作為參考,阿拉伯聯合公國的迪拜市所造的棕櫚島,面積25平方公里,造價為120億美元,耗時十年尚未完工。從1960年到2030年的70年間,新加坡的填海造陸工程將總共造出150平方公里的可用陸地,不包括地上物的造陸總成本就達2000億美元,而其造陸海域的最高水深只有12米。

即使只從經濟賬來看,台灣值多少錢?台灣的年度名目GDP是5000億美元,這是整個台灣經濟體的「收入」,倘若拿投資界的「價值/收入比率」的計算公式來看,寬鬆的給予台灣10倍的比率,那麼台灣的經濟現值就是5兆美元,倘若破天荒的給予20倍的比率,台灣經濟就值10兆美元。

地緣價值,遠大於經濟價值

看出這之間的荒謬了嗎?若從地緣政治的價值出賣台灣,台灣至少得要價100兆美元,相當於美國5年半的GDP總額,也就是3億美國人不吃不喝工作66個月的價值,相當於中國12年的總產值,也就是13億中國人不吃不喝工作144個月的價值。這相當於台灣每一個人包括嬰兒,享有430萬美元的價值。

若從經濟價值來看台灣,台灣最多只值10兆美元,相當於美國7個月的產值,中國15個月的產值。這只相當於台灣每人43萬美元的價值。

達到的結論是:台灣的地緣政治價值,為其經濟價值的10倍以上。在大國政治之間,台灣若只懂得用自己的經濟價值作為和大國打交道的根據,那就是自我作賤了。台灣不要忘了自己的地緣政治價值。

讓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今天在政治上要打敗台灣,使台灣人氣餒而交出其地緣價值和經濟價值,需要多少錢?理論上講,這個成本至少應該是100兆加上10兆,也就是110兆美元;換算台灣2300萬人口,相當於每人480萬美元,包括老人嬰兒在內。但是,理論不是實際。

鮑魚當作蛤蜊賣,千分之一價格出讓台灣

以台灣人當下的氣餒狀態,實際上,打擊台灣信心使其「接受宿命」,成本要比台灣的實際價值低得多,連合理成本的百分之一都不用,可能千分之一就夠用了,搞不好到頭來還要台灣人倒貼。這就好像一家公司的股票跌到其總資產額的千分之一,用其資產價值的千分之一就可以控制這家公司,這樣好康的事你幹不幹?如果你是中國或美國,看到台灣目前的氣餒狀態,只要花上1500億美元的「好處費」打點台灣各界,就能把台灣的人心玩得團團轉,這樣好康的事你幹不幹?你會怎麼幹?

如果我說,假設你今天對台灣的處境氣餒,你內心深處已經開始感覺宿命不可違,那麼你就等於是在廉價的出賣台灣,你會不會很生氣?不管你是政界人士、企業家、社會賢達、激憤青年、大學教授、媒體名人名嘴、社運人士,如果你的作為正在加大台灣的氣餒,你是否意識到你也加入了廉價出賣台灣的行列?

過去三、四百年,台灣的地緣價值並未被台灣人享受,而是廉價的做了別人的基地。請記住,即使要做別人的基地,在商言商,每個人包括嬰兒,至少得收穫480萬美元,才算基本夠本。不堪得說,在400年的歷史中,台灣的許多知名人士,包括一些現今仍在檯面上的各派人物,由於對台灣的價值認識不足,隨同著也對自身的「價錢」認識不足,導致了自我賤賣身份甚至靈魂,往往以幾百萬、幾千萬美元或幾億美元的低廉價格,就出賣了其身份地位名望所代表的數千億、數兆美元的台灣價值。即使在「出賣台灣」這件事上,這些人的價值觀也只如街頭的小販,把鮑魚當作蛤蜊賣,台灣人的自我價值感,竟然不堪至此!

「高鐵症」,台灣全局的縮影

高鐵這名體重兩百公斤的財務病患,在先天不足誕生後的第十八年,於2015年一月份的最後一次財務挽救手術中,由於外科、內科、麻醉科醫生對手術費的分紅方式意見不一,大小護士在手術檯邊各自聒噪,加上在病房外觀望者不停的加碼說三道四,手術被迫中斷。主持這檯手術的主治大夫葉匡時,聲嘶力竭的大喊這檯手術必須進行,但眼看場面已經失控,只能脫下醫袍、摘掉名牌,懇請醫療團隊及醫院另請耶穌基督來施靈,自己騎著一輛U-Bike, 黯然但也坦然的離開了醫院。當下,高鐵先生暫時在一台葉克膜下維持著財務呼吸,但是這台葉克膜的電源是備用的,三至六個月之後就要斷電。

台灣高鐵從做愛、受精、難產、婚後父母亂交,父母離婚、幾度易手收養,一直到最終躺上財務手術檯的十八年,其中的過程,幾乎反映了台灣社會十八年來的全局動向,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人倘若想一次了解「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沒有比高鐵這個切片更合適的了。

看看高鐵;想想台灣

高鐵案例,就是了解台灣整體困局的「懶人包」;其中要素包括:

(一) 歷經藍綠政府,道理上誰都逃不掉責任,但實務上誰都可以指賴對方; (二) 沒有經濟的中心思想,「國有」、「民營」兩者之間經濟價值矛盾; 「國」、「民」雙方始以「交征利」,終以「交相賊」;

(三) 大型科技項目,一開始就專業準備不足,計畫隨做隨改,提供了政商不三不四的巨大空間;

(四) 誰都不想出錢、誰都想「空手套白狼」,民間設計吃政府、政府設計吃民間,形成「兩個窮人向銀行貸款共創事業」的「BOT夢幻組合」;

(五) 遇到困難,第一反應不是專業解決,而是政治解決;會說話的人不做事,會做事的人無處說話;

(六) 財務問題,政治解決;關說紅包、前金後謝,成為慣例、形成常態;

(七) 官府?,只要有一個照章辦事的人,就會相對應出現一個專門「搞定」的人;小障礙小紅包,大障礙大紅包;從官員到立法院一條龍搞定,導致成本大增。一本帳大家記在心裡,此事你幫我,下事我幫你,日久天長之後,沒有一件事能夠「就事論事」;

(八) 選民期待政府是「不畏權勢、為民伸張正義」的包公,又同時期待政府是個「了解人情義理、接受民意關說」的媽祖;手裡捏著選票,心裡想著鈔票,凡事見勢而為;

(九) 民眾普遍國際知識不足,把國家當家庭,認為「自己家裡的事自己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不知道國際間有「會計準則」、「合同義務」、「公司治理規範」等等行為準則,屢屢要求政府打破國際規範行事。

只要是說得出名字的大型公共工程,高鐵、核四、桃機、跨境捷運等等,都已染上「高鐵症」,中型建設如台北大巨蛋、林口選手村,也已被傳染。事實上,誰能舉出一件涉及公共利益的工程,沒有患上「高鐵症」?

癌症患者,輕者靠手術切除,重者靠強力全身化療。當然也另有一派療法:照吃照喝,心情放鬆,把問題放一邊,每天都有一個小確幸,禱告癌症不治而愈。哪種療法,決定權在台灣社會手裡。

錯亂的台灣「民主」要怪誰?

自然語言,就是你我天天說的、寫的語言,包括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email、臉書上的用語,電視上聽到的名嘴評論、報紙雜誌上的文章。社會間的大部份事情,都是通過自然語言的溝通、辨析,才能達到所謂的「看法」、「觀念」、「是非」。

自然語言是鬆散的,帶著感情和情緒的,它固然可以用來把事情「講清楚」,但是它也可以用來混淆思想。因此,語言能力強的人,在社會中是佔著便宜的;在講道理時,正道的人可以撥繭抽絲,娓娓道來,但在強辯時,落入邪道人可以把別人弄得迷迷糊糊、左右不分。

這就是自然語言的威力,但這也正是它的危險性所在。一個社會,倘若多數人都觀念明確、思路清晰,那麼不論如何多元化,都會產生共同前進的平台;但若一個社會內的多數人都觀念混淆、理路不清,那麼「多元化」就是一個災難。

「民主」是什麼?

「民主」這個觀念,在今天的台灣究竟是「人民當家作主」,還是「為人民作主」?這是兩個相互抵觸的概念,例如,一個堅稱「讓孩子自主」但行為上卻是「為孩子作主」的爸爸,能被稱作一個「民主爸爸」嗎?

這種矛盾,幾乎在台灣的所有大事件中都可看到。例如,衝進立法院是不折不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行為(我認為很棒),但是支撐這行為的潛在情緒卻是「政府(或馬政府)沒有在為人民作主」,背後的潛台詞似乎是「如果政府有在為人民作主,我也不至於衝進立法院要求人民當家作主」。再如正在惡化的禽流感事件,公眾批判政府失職、沒有在第一時間強力管制,然而當養殖戶隨地丟棄雞鴨鵝死屍時,卻不見公眾及媒體全力批判「自己的死雞自己丟」的「當家作主」行為。那麼,倘若禽流感最終變為不可收拾,該歸咎的究竟是政府「沒有強力作為、沒有為人民作主」,還是養戶「當家作主、拖延遲報、棄屍便宜行事」?

台灣人,你的「民主」觀念清晰嗎?這裡,就用得上自然語言分析的功夫了。

日本漢譯沒害到日本,卻害了台灣

「民主」一詞,來自日本對「democracy」一詞的漢譯。清末民初在中國,本來「democracy」被音譯為「德謨克拉西」,就像「coffee」被音譯為「咖啡」。如果當年「coffee」被翻譯為「黑苦水」,那麼今天台北街頭看到的招牌就是「星巴客黑苦水」。如果當年保留了「德謨克拉西」,甚至採用胡適提倡的的口語「德先生」,台灣的「民主」不會這麼亂,中國也不可能發明出「中國特色民主」這樣的掛羊頭賣狗肉招牌,更不可能說出「台灣的民主亂象,證明了西方民主不可行」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證。

「民主」,在漢語的語意下,可以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或是「為人民作主」,隨你高興。但這兩種理解方式,本質上是矛盾的;如果是「人民當家作主」,就不可能是「為人民作主」,反之亦然。一下理解為前者,一下理解為後者,就會產生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所舉例的「圓形的方形」-這玩意究竟是圓的還是方的?

不怪日本人,人家對漢字的理解方式,和你不同。例如,「手紙」在日本漢字下的意義是「書信」,但在中國的意義是「衛生紙」,因而有個笑話,日本人寄了一封手紙給某中國人,中方聽到後說,日本人真以為中國這麼窮,還特地寄衛生紙給我?

「民主」在日本沒有歧意,麥克阿瑟將軍已經把全套的西方民主制度強制實施於日本。台灣比較不幸,在「民主」的歧意之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一下被要求「人民當家作主」,一下又被要求「為人民作主」;人民在A情況下要求前者,又在B情況下要求後者,舉的大旗都是「民主」,因此「德謨克拉西」在台灣全亂了套。但似乎還嫌這樣不夠亂,在三權的角色已然不清之下,還弄個考試權、監察權來預防「不為人民作主」的政府。奠定五權憲法的孫中山先生是偉人,他確實想讓人民作主,但處在當時的時勢之下,卻又不得不經常的為人民作主。他知道這是個矛盾,因而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軍政、訓政時期是「為人民作主」,憲政時期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套將近100年前為中國大陸設計的過渡性大衣,後來意外的被死死得套在小小台灣身上,當然不是孫中山的初衷。台灣現在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和政黨輪替,但在將近百歲的五權憲法的(矛盾)概念的框限下,從政府、政黨到人民,始終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

不怪日本人,不怪孫中山,那怪誰?

不能怪日本人,也不能怪孫中山,那麼怪誰呢?早年的「抗蔣英雄」,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可是個羅素的信徒,語言分析的專家。他對於蔣氏政權在政治語言上的偷梁換柱,一一加以解析,他和「同夥」雷震先生等人所共創的「自由中國」雜誌,為日後的黨外時代,打下了觀念思辨、邏輯理路的基礎。這些先輩對「民主」的理解,一向都是不折不扣的「讓人民當家作主」,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意義。然而國民黨是個家長式政黨,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玩弄「民主」的歧異。但同時也得抱歉的說,在台灣開放黨禁實施「民主」之後,民進黨逐步的脫離了前輩們對「民主」的思辨成果,而和國民黨玩起了同樣的遊戲:比誰更能「為人民作主」,同樣的也一直玩到今天。多少骯髒,都以「為人民作主」作理由,在台灣進行著。

包公、媽祖,不是「民主」

另一方面,台灣選民也一直未能擺脫「老百姓」的習性,認為被選出的政府就是應該「為人民作主」,而尚未真正進化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民」。選前聽到「人民當家作主」就激動不已,選後一轉身就期盼政府是個「為人民作主」的包公或媽祖。

台灣人,你是想做當家作主的「公民」,還是想做被包公、媽祖領導的「百姓」?如果你想做「公民」,那麼為什麼15年來你都只會抱怨總統或政府不是你期待中的包公媽祖?你為什麼只懂得衝進立法院來辱罵「偽包公」,而對立法院、地方議會內的種種齷齪,只做選擇性的指責?媒體們,為什麼今天你支持「人民當家作主」,明天又批評政府「不為人民作主」?教授們⋯⋯企業家們⋯⋯政客們,為什麼您們對「民主」沒有中心思想而做牆頭草兩邊倒?「小民」不懂,您們也不懂嗎?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認清楚「民主」在台灣的歧意,拋棄「為人民作主」那一部分,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公民自治作主。或許有人會反對說,公民自治作主的後果就是死雞死鴨亂扔、清境農場亂墾、全台違建四佈。但是,那是司法及執法的問題;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是法治,一群不願意接受法律後果的人民,的確沒有當家作主的資格。

過去15年(甚至23年),台灣人都在企盼出現一位人世間不存在的包公媽祖。如果台灣人到了2016還在企盼一位「帶領台灣走出困境的英明領袖」,那麼我可以很果斷的告訴你,倘若運氣好的話,你得到的將是一位「為人民作主」的專斷孤獨的領袖,但倘若運氣不好的話,你將得到一位面面俱到但萬事不成的偽君子。而這兩種人,最終引來的將是世界的「為人民作主」的冠軍 - 中國共產黨。

「民主」是何意?語言分析的能力還是很重要的。

國民黨消失,台灣會怎樣?你必須懂得的政治生態學

1957年,毛澤東確定麻雀是害鳥,因為它吃稻穀。毛主席一句話,全民響應,全國5、6億人同時發動,大人小孩拿著臉盆敲打,讓麻雀不敢落地而累死。幾週之內,全中國的麻雀多數死光,農民歡天喜地,吃稻穀的害鳥沒了。接下來幾年,中國四處爆發蝗蟲災害,吃掉了更多的穀物,因為,麻雀和蝗蟲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生態制衡。毛主席不懂生態制衡學。

二十年前,廣東地區開始發達,廣東人好吃蛇,尤其喜歡蛇貓共燴,稱之為「龍虎鬥」。餐館內供不應求,一時之間,農民開始到處抓蛇捕貓,結果是廣東境內老鼠大量繁殖,人民受不了鼠患,於是廣東省頒佈了一條臨時令:從今以後若干時間內,餐館內點蛇點貓者,必須同時點一道鼠肉。中國人的生態知識進步了。

故事結束了。要問的問題是:除淨了國民黨,台灣會怎樣?如果國民黨摘下招牌,從此「樹倒猢猻散」,台灣會如何?

人為使得物種急速滅絕,不管出發點是善意還是仇恨,帶來的多半是更大的災難。生態結構的改變,需要一點時間,需要一點知識,需要一點耐心;自然界如此,經濟如此,政治也如此。

從生態學看國民黨

主張「趕盡殺絕」的人,必須先知道「趕盡殺絕」的後果,這?就需要一點生態學的常識。蔣介石不懂政治生態學,一心只想把共產黨趕盡殺絕,因此他失去了中國大陸;相較之下,蔣經國比較懂得政治生態學,因此他至今還被很多人懷念。

今天台灣相當一部分人,已經陷入了「趕盡殺絕」的迷思,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然而,在生態學的常識之下,應該同時問出的問題是:

1)國民黨倒了,台灣就會好嗎?

2)國民黨這個台灣政治生態食物鏈的頂端角色,突然不見了之後,食物鏈中的其他角色會不會遞補上去?

3)國民黨徹底垮台後,那麼多的「政治必剩客」要到哪裡謀生?會不會和生態圈中的其他角色交配,而產生一種台灣人還沒見過的新物種?這新物種會長什麼樣?

至於「支那人滾回中國去」、「皇民說」這種追殺祖宗八代的態度,若在生態圈中散播開來,套句名言,其後果「就不敢往下想」了。

若真想明志:先剃光頭

國民黨馬上要換一個黨主席,許多黨員寄以厚望。但是,那真的不是一名黨主席的事,而是整個國民黨在台灣政治生態圈內角色的事;生態角色不改,國民黨不會不倒。為了台灣的前途,希望國民黨倒得慢一點,讓生態圈得以過渡;甚至,讓國民黨能夠徹底重新定位它在台灣生態圈中的角色,成為推動新生態的積極角色。

接下來就是難聽的話了。若真想重新定位生態角色,第一步就是「停止做殯儀館的化妝師,承認死的已經死了,自己重新做活人」。

許多人在人生挫敗之後,決心重生,因而剃光頭以明志。剃光頭,是個昭告天下的動作,「昨日之我已死,今後之我重生」。以國民黨今日之名聲及包袱,唯有「剃光頭」才有可能在台灣的政治生態圈中重新取得競爭的角色。何謂「剃光頭」?要者有三,分述如下:

其一:清理黨產

這點,已有諸多論述,此處不贅。此處唯一要點出的是,早年國民黨還在中國的時候,每多出一名黨員,就是多出一名分食者,而共產黨每多出一名黨員,就是多出一名貢獻者。原因無它,國民黨有龐大黨產,而共產黨無黨產。黨產,乃是國民黨內的萬惡之源。剷除源頭,勢必哀鴻遍野、敵人四伏,但若無此決心,國民黨必倒,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已經私吞黨產者,必須明白,此時不支持清理黨產,將會禍延子孫,到時「趕盡殺絕」者,不一定是台灣人民,在另一種政治境況之下,搞不好是中美共同追殺;這是善意良言,你懂得的。

其二:修改黨徽。向麥當勞學習

台灣還有40%-50%的人,無法認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在這不認同之下,自然很難認同「中華民國」的國號。

符號的認同,人類的大事也;符號認同,可以興邦,也可喪邦。歷史上,更動政治符號,幾乎就意味著流血。幸好,現代人在符號變更這門學問上,開發出了新的一套技能,它就叫做「品牌重新定位」(re-branding)。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

麥當勞(MacDonald’s)2006年將其沿用了數十年的貼著店名的 M ,修改為更圓融、不貼店名的M,而MacDonald’s 的名字還是MacDonald’s。為什麼它要改變M 這個招牌店徽呢?新的就一定比舊的好看嗎?那可不一定。 麥當勞改店徽,為的是通過一次無人可以忽略的視覺經驗,告訴全世界:我不一樣了,新一代經營者要重新出發了,你等著看! 店名不用改,麥當勞叔叔也不用改,改一個顯著符號就可以了。

國民黨大,還是中華民國大?今天台灣還處在國民黨就是中華民國的黨國時代嗎? 國民黨如果真的為了中華民國,就應該主動收起傲慢,大聲的對世界說:國民黨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政黨,國民黨不是中華民國。

同意嗎?那麼,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上,畫著那麼大的一個國民黨黨徽?憑什麼民進黨、台聯黨、綠黨還有無數的其他政黨,要舉手向國民黨的黨徽敬禮?

答案只能有一個:要不中華民國改國旗,要不國民黨改黨徽。你說, 應該改哪個?國民黨大,還是中華民國大?

國民黨改黨徽,不過是它政黨內部的事,主席及中常委有見識、有魄力就行,一天就解決了,不必修改任何法律,也不會傷及任何其他人的感情。然而,就這一個小小的動作,就可以讓台灣大部分的人,從此不帶保留的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敬禮。青壯國民黨員也可在新黨徽下重做活人。

變更黨徽何等大事?倘若因此而失去了黨員認同,那還得了?不著急,麥當勞叔叔已經替你想好了,只需要把十二個菱角圓潤化就可以了,大小比例不變,顏色不變,保證所有黨員一見都認得。

其三:推動修改國歌一個字

通過修改黨徽,解除了國旗的認同障礙後,就可以處理國歌問題了。這個好辦,不需要修憲,在立法院推動就可以了。國歌,也只需要動一個字,把「吾黨所宗」的「黨」字改成「人」或「民」就行了。

國旗、國歌的認同障礙消除後,其他議題該吵的還可繼續吵,但是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就有了共奔前程的基礎了。

以上三者,就是國民黨不得不做的「剃光頭」動作。剃了光頭之後,國民黨或有重生機會。

民進黨也應該剪短髮

如果國民黨真剃光頭,民進黨應該也有所回應;即使不剃一次光頭,至少也得剪個短髮,以彰明其黨號中的「進步」二字。。

國旗、國歌的認同問題,當然只是台灣立足世界的困難的一部份,此外還有你我都知的大問題,那就是「國號」的問題。再一次的,「品牌重新定位」(re-branding)這套博大精深的學問,也可用於尷尬的國號問題上。

台灣一向說中國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其實,彼岸對「中華民國」這個品牌並不那麼排斥,他們絕對排斥的是這個品牌的英文版本,Republic of China。這還得了,世界上只有一個China,台灣怎能叫China?其實解決這問題很容易,中華民國的英文稱呼可以重新命名為漢語拼音的 ZhongHuaMinGuo 。「中華電信」的中華二字,不是老早就由China改名為羅馬拼音的ChungHwa 了嗎?

憲法中並未規定英文國號,只要心理上破除了對符號的迷障,「ZhongHuaMinGuo」與「Republic of China」有什麼不一樣?護照封面印著漢字的「中華民國」,相對應的則是 「ZhongHuaMinGuo」,底下印著大大的「Taiwan」;中國看漢字,台灣看英文,漢語拼音留給國際看,大家迷迷糊糊、大家開心,有何不好?

在此安排下,綠感情及藍感情者,都各自向中間靠了一步,而在中國看來,這樣總比台灣參加國際場合時,喜歡在名片上偷偷加註「R.O.C」要來的好得多。

這項品牌重新定位的工作,必須由民進黨來推動,國民黨來半推半就的配合。其實「中國國民黨」沒有任何反對的基礎,因為在它自己的官方網站英文版上,它老早就只稱呼自己為(羅馬拼音的)KuoMinTang 或者簡化為KMT,而不見「China」的前綴;國民黨在台灣的公開場合發言時,也已經不加「中國」這前綴。過去有此智慧,今天總不會比過去笨吧?

至於北京方面的反應呢?昨晚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到北京竟然不排斥這個安排,嘴?說不同意,心裡暗讚台灣的務實。看到了一個剃光頭的國民黨,一個剪短髮的民進黨,所有周邊國家心裡也都會放下一塊石頭。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口號請繼續喊、大聲喊、用力喊、上街喊,一直喊到國民黨「剃光頭」為止。國民黨看起來無用,但在某種特定的政治生態圈內,正因無用,乃有大用,只要你懂一點生態學。一個發奮剃光頭的國民黨,對台灣的妙用無窮。

假面道德與台式防弊

台灣在某些方面很中國,也同時又在某些方面很美國。這兩個「某方面」放在一個鍋子裡一起燉,有時就燉出一道奇怪的台灣菜,好像是甜的,但其實是鹹的。

例如,台灣人繼承了中國式的心口不如一,口裡說Yes的時候其實心裡說No,或者口裡說No時心裡說Yes,因而在為人處事上經常模模糊糊的繞彎子。但同時,台灣在吃過中國式腐敗之苦之後,也深受美國式清教徒精神的影響,講究廉潔和正直,期待公務系統一絲不苟、一介不取,因而「防弊」的法令和流程多如牛毛。

固然心口不一是東方或亞洲的特徵,並非台灣所獨有,但在遭遇清教徒文化之後,「表裡不一」和「防弊如防賊」在台灣結上了婚,生出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小怪物,那就是「假面道德」:一種披上了防弊假面,卻又同時容忍表裡不一的文化氣質。

不應假面道德更不應過度防弊

假面道德無所不在。它讓人民口中怒斥腐敗關說,自己的生活中卻通過關說解決問題、容忍各級政客之間的利益關說;它讓我們的部分青年口中抗議薪水過低,心裡卻明知父母將留下的房產金錢足以一輩子衣食無憂,因而失去鬥志、滿足於小確幸。它讓政黨明明知道國家財政就要破產,卻還四處亂撒補貼福利;它也讓人民一面罵政府亂花錢,一面處處想「吃政府」。

假面道德和過度防弊,乃是一個銅板的兩面。高講道德,就不得不把防弊高唱入雲;自己假面,防弊的對象當然多半是他人。敵對者的作為,必須從嚴解釋,自己人的作為,則不妨從寬解釋。別人的利益交換叫關說,自己的利益交換叫講人情;官員佔地叫做天理不容,自己冒充老農貪那幾萬塊補貼就可心理化解為小事一樁。種種矛盾,令人不禁懷疑,「防他人之弊」這件事其實只是「自己假面」的心理脫罪機制。

以上種種,若以假面下的寬容態度,解釋成為人之常情,倒也不必深究。問題是,假面道德在台灣的盛行,已經到了威脅國家安全的層次,它已經不是一個文化問題,而是一個國安問題。

言行不一的假面道德及其所伴隨的過度防弊,使得台灣的動力空轉,導致什麼大事都做不下去,什麼難關都突破不了,萬事原地打轉,台灣原來就有限的資源逐日泄盡。

就像一輛汽車,在正常的設計裡,剎車是為了油門和方向盤而存在,如果沒有油門、方向盤,要剎車有何用?同樣的,在正常的國家機制內,防弊是為了建設和創新而存在,一個「防弊掛帥」的國家,不可能出現建設和創新的動力,就像一輛剎車無時不介入的汽車,油門和方向盤一定失能。

終歸來講,台灣社會必須認識到自己「假面」的那一面,才有可能進化到真正的公民社會,從而由過度防弊中解放出來。但是,倘若再發生嚴重弊端怎麼辦?既然給臉不要臉,那就斬立決吧。

error: 版權限定。請取得授權